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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欣赏　（作者置顶）

美的艺术在这一刻展示,人不是经常能这样,希望他们能爱惜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5年11月29日, 星期二 08:35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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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5年11月27日, 星期日 23:06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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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jied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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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

看出来没有,中国人的差距.

悲哀!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3月10日, 星期六 14:56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与战争

十一章地缘政治学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本章使用的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政治关系地理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地理学。它是研究地理位置因素对民众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的科学。就这个意义上说，这项研究无异于制定一项纪律，用以规定建立一支军队所需的一切，或根本不需要建立军队。要认清任何特定地区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变化情况，有必要把领土(原始环境)同其占有者的反应联系起来。在自然景观和人的因素之间只能有一种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由形形色色的项目组成的基础之上的，必须将这些项目组合起来用以说明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取得的进步。治理国家的精神支柱——地缘政治力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地球上，但需要人的加工润色和判断才能将这种力量和治国的有效手段结合起来。

　　这样，地缘政治学作为起媒介作用的科学便扩展到地理、历史、政治学科以及国际关系领域，而在国家战略中体现出来。地缘政治学在许多方面和大战略相类似，在注视国际动向及其可能的发展演变时，主要是通过外交渠道，而不是通过五角大楼、白厅和政治局(现为主席团)的出谋划策的会议桌。

　　分析历史是开展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必须着重指出，在根据学科的研究任务而对特定情况进行判断时，就历史情况进行推断并不是目的。但是，进行历史回顾是有益的，其目的在于研究有关各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帮助人们估计在一特定地点的各种不同因素以及预计会出现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意义。

　　战略评价是无止境的，因为地区分析、历史回顾、多重因素分析等方法都应运用上，也就是说要进行多元变量分析。

　　地缘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大批作家推导出了它的立论前提，并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了它的概念。在这些有名作家中，除了一位赋予此学科以现名的瑞典政治学教授 [ 注：鲁道夫·克伦，一直活到1922年，是一位备受德国地缘政治学派推崇的人物。他给这门学科取名“地缘政治学”，此学科最初仅研究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 ] 外，还有德国的、英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德国人在发展系统地区分析方面所作的工作应予肯定。他们发现，观察或了解到的地点的资料是能够分类贮存的。这样，便可以从各个方面重新审查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强处和弱点。先是少将后是教授的卡尔·豪斯霍费尔，通过他创办的设在慕尼黑的“地缘政治研究所”为发展这个学科的体系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研究内容，把财政、人物、社会风俗等因素也包括了进去。他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著作颇多，据说其著述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有关资料。

　　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学院地理学教授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最早从事全球范围陆海分布的研究，内容包括陆地和海洋的空间位置关系及海上的通达性，接着便研究各国由位置因素决定的弱点等。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似乎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起过影响作用。他于1904年强调提出的“大陆心脏说”给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德国所处的大陆位置，它比岛国英国更能从该理论中获益。

　　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以海军史学家、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派克曼为代表，属地缘政治学的中间学派。他们侧重于研究世俗方面的问题，例如军事基地及其配置、作战半径、后勤保障的有利条件和国家的经济力量等。同德国的做法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偏重于发展国力分析。回忆往事，看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分析不如德国的尖锐，为在高层次上判断形势和制定计划留有较大的余地。

　　目标和估量 通过同别的学科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提供的估量国家力量的方法，对外交活动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作用。它赋予政治行动以现实的地理依据。由于地缘政治学直接接触物质世界，因此有助于使抽象的战略概念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军事地理学作为一门军事科学反过来能对地缘政治学作出贡献，使其更加现实，可以说是把演员推到舞台上去表演。军事地理学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完全可以作为判断战略意图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战略意图的贯彻和战术结构的拟定必须统一于一项计划中。战略的可行性也有可能取决于战术能力。如果一项计划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不能兑现，那么这项现实的计划几乎就不存在了。

　　地缘政治学在实际运用中，为了搞清互相冲突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而对国力要素、通达性、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分析，看来是运用地理学来制定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可以这样说，地缘政治学是军事地理、战略和外交的交叉学科。

　　地缘政治学的涵义 地缘政治学概念包含着地理与外交关系之间广泛的联系，不管外交关系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这门学科着重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一个位于不同地点或具有不同环境组合的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以及“怎样才能最的效地运用这些解决办法去达成国家的目标？”

　　上述问题主要同空间关系，位置的几何要素和国力潜力有关，所有这一切代表着位置的环境要素。它们取决于距离和通达性两方面的广义概念，诸如陆海分布、世界海岸线的性质和地貌情况，或者是按照狭义的概念，例如景观构造和大气现象等。它们还取决于本章后面部分将要概述的对地缘政治中心的判断和评价，甚至还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详细情况，例如切申的工业化水平，奥伊彭和马尔梅迪的铁路系统完善程度、萨尔的矿藏以及柏林的“柏林墙”等情况。

　　如今，战略位置的概念在重要性方面并未降低。施加任何影响仍然要以通达性作为基础。因此，实力中心和交通线路的相对位置对判断战略位置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地缘政治分析应包括对各个实力中心的力量的间隔距离的评价以及对运输和通信线路的长度、可靠性和能力的评价。

　　地缘政治结构蕴含的力量可以用资源和经济潜力来表示。而资源和经济潜力可以大体上被看作是人力资源包含的诸要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社会结构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而且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可利用性和资源开发能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地缘政治的主要实力中心同居民中心、生产中心或商业中心是一致的，并且主要的实力中心也构成防务机构的中心。这些实力中心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它们拥有的有利条件的多寡和对外施加影响的速度和范围。支撑一国防务的国民经济总体能力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概略数值上(参见图8)。在这一级地缘政治分析中不必把军事实力同经济实力或政治实力分开，因为所有的实力中心都可能成为敌国的目标。这样，一切实力中心都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威胁感，或者觉得被敌国紧紧地盯上了，或者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就在敌国的视线之内。

图8 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估计数

　　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一国的相对力量规定着它达成国际目标的能力。但是，在同一复杂的概念中，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国力随着实力中心的对外通达性而异。因此，一国的力量决定着它通过外交手段来强行解决问题的深度。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增强国际政治力量的办法是通过若干国家结成同盟或国际组织，即俗称的“实力集团”。这些实力集团具有“超级国家”的某些特征。

　　今日超级国家的模式不止一种。它可能是一个通常有特定目的的明确的集团，尽管它仅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或美、澳、新条约组织即属于这种类型。它也可能是一种由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及其盟国结成的联盟，如华沙条约组织那样。除了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区域性的联盟和由前殖民地结成的联合体，虽然它们未必够格贴上超级国家的标签。这些国家因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或共同的文化遗产而组成国际集团，例如阿拉伯联盟、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由三十多个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结成的约8、9个强弱、盛衰情况不同的集团。

地缘政治中心

　　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真正的全球性科学。在今日的世界上，各国彼此之间不断地互相影响。即便是大陆和半球也不能与世隔离，各个实力中心在确定与世界的位置关系，对外活动，贸易往来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联系构通方面都存在着强烈的依存性。国家的军事威力就反映出这些复杂性，通过计算武装土兵的数量，钢铁生产指数或者主观上试图以人的商数来衡量战斗意志都不能直接作出实力状况的评价。所以，任何有效的实力分析方法至少应把全球结构分成一个个有机的部分，每个有机部分才能以恰当的观察事物的方法现实地集中注意整体中的一个环节。

　　世界力量的分布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国际战争的主要动因来源于任一特定时候世界主权国家现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家机器在其影响力方面要超出国家领土范围内其他一切政治权力。它控制着内部实体及附属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它在超级国家活动的决策或地区性集体活动方向的决策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它在其主权范围内，能够建立、撤销或重划基层民政区并改变其附属地区的地位。在国际范围这一级，除了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只有国家机器能够决定是否参加超国家集团，或者是参与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一支国际力量具有维持世界秩序的能力和权威，或者为着共同的利益可以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可以设想，共产党统治世界的目标(或用共产党的话说解放全世界)是一种想不冒破坏法律的危险而建立全球秩序的荒诞的做法。

　　迄今，这些规则并不令人费解——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掌握着无所不包的力量。但是，在整个主权结构中存在着125个左右的独立国家。它们在面积、人口、资源或任何其他自然和人文条件方面彼此间极少完全相似。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苏联)，其面积大于97个小国面积的总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其人口多于96个人口少的国家的总人口。有一些国家资源潜力大，能够发展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另一些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资源，仅能勉强维持其居民的生计。此外，还有100个以上附属地区(大多数是岛屿和群岛)虽然它们集中地处于10个主权国的控制之下，还是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主权国中间出现的极端不协调并产生不和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1943年以来有56个新独立的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悠久的传统，没有多方面的政治经验，也不具备有生存力的国家通常应具备的、经过考验的或被证明了的行政管理能力。拿法国和德国跟卢旺达、牙买加、老挝和西萨摩亚进行对比，脑海中便会出现地缘政治概念上的明显差别。

　　在本世纪50年代初期，世界上出现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通过选择或出于需要，没有多大选择余地，只能不是对这一国就是对另一国表示忠诚和同情，或者声称执行中立政策。持中立态度的国家通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的中立主义，政府竭力避免介入两个超级大国的事务；另一种是积极的中立主义，政府向两个或其中一个大国提出各种要求，或者采取蔑视态度。采取后一态度的国家，其目的是通过“利用一方压另一方”的手段，使西方世界或共产党世界、或两者都向其作出让步，非洲和亚洲某些新独立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些古怪行径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事态的发展变化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的政治格局，人们现在必须承认已出现一个多极世界。美、苏两国决不会放弃它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然而在最近十年间，其他一些国家作为一些辅助的实力中心已经稳步地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这些力量相对较弱但不失为重要力量来源的国家联合起来，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正试图进一步增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例如，统计资料表明：如果西欧国家能有效地联合起来的话，其累积起来的力量至少在理论上要超过苏联或美国的许多力量指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比荷卢经济联盟、共同市场和北欧的联合，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实现这种类型的合并所作的努力。不过，这些国家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把各方面力量集合到一起，通常是困难重重的。尽管各国有潜力并且能从合作中得到明显的好处，但个别国家看来不愿为着共同事业而牺牲其本国的利益。由多国结成的超级国家充其量不过为建设他们的装甲部队掏点腰包而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为数不多的国家要结成松散的联盟，也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费力的试验，经过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才能完成。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试图与另一些阿拉伯国家结合在一面旗帜下，或是结成政治上强有力的集团，但却数次遭到失败。这种集体行动是与个别国家的利益相悖的，而对于集团中弱小成员国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来说，更是一粒苦药丸。

　　国力的自我中心 全球的国力发展情况遵循的并不是与主权国分布情况相一致的模式。准确地说，它是自我中心的设计，就任一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言，国力的强弱取决于可以和有利于发展和保持国力的各种特殊条件。现仅就一般原则来说，国力结构就牵涉到由一特定的中心所提供的地理、经济、人口要素以及依据这些要素而决定的战略要素。由这样一个力量重心区积聚起来的力量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动力——实力越强，发挥的作用越大。讨论国力的自我中心分布要基于两个基本概念，这两个基本概念都以中心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为转移，它们是：(1)拥有的资源和条件；(2)与其他所有实力中心构成的相对位置。

　　每个实力中心都涉及能够产生强、弱点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因此把实力中心的情况搞清楚就能对世界总体情况有个梗概的了解。下面几节将概略介绍世界上13个地理区域，揭示其内部的实力中心 [ 注：本表中排在一起的政治实体的集合体，具有某些共同的地理和政治特征。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地区绝大多数相当于每日新闻中作为特写报导的地区，它们是：英裔美洲、苏联、西欧、东欧、中东、南亚、东南亚、远东、大洋洲、北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 的要点，或者指出区域的弱点，借此说明力量薄弱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应该得出一种用以加深在世界事务中的相互关系和由时距因素的缩短而促使人们注意的全球力量结构概念。

实力中心

　　英裔美洲 英裔美洲包括南部拉丁语系地区以外的北美大陆。在这一地区内，美国辅之以友好的加拿大，具有主要世界强国的特征。从西半球的防务考虑，最好把格陵兰也包括在内，尽管这个岛屿属丹麦国土的一部分。

　　美国的东北部，包括五大湖区，加拿大的东南部，特别是圣劳伦斯河流域，资源丰富，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形成了主要的力量重心区。比其稍次但却重要的力量重心区是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湾。这些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地区反映了物资的富有和技术的进步，因此组成了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令人瞩目的中心。

　　从战略角度观察问题，这些高度发达的重心区对于所在国来说是人力和军需品的主要来源。正由于它们具有这些作用，故在敌进攻时成为主要目标区。通过对这些重心区地位的分析，西半球防务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就目前技术水平而言，最可能的威胁是来自空中的攻击，而任何反击措施的重点不外乎预警、截击和快速反应。预警系统可利用松树线(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地区的北纬49°的雷达预警线)、中加拿大预警线和远程预警雷达线，或者派遣巡逻机沿大陆边缘进行监视。截击可利用奈基防空导弹设施。快速反应可运用肯尼迪角(即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中心)、北极星导弹潜艇或海外基地等多种多样的系统。大陆上这些防务系统最佳的地域配置，取决于假定的主要目标的位置、对攻击方向的判断以及对遭到攻击时可能的政治结盟情况的估计。

　　文化上的一致形成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使英裔美洲进一步显示了为确保防务安全而增强实力地位的力量。这个地区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类似的历史、类似的政治态度以及该地区主要的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的连贯性。虽然在美国西南部和加拿大东部地区的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分别操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操英语的居民在该地区处于支配地位。最后，除了美、加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外，加拿大没有别的邻国，美国也不存在比它和墨西哥的界河格兰德河因改道而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边界问题。

　　苏联苏联兼并了被斯拉夫国家征服的许多混杂的种族和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支配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里的大批农民、林业工人和牧民在发展生产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力，并建立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经济结构。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但看来首先在欧洲俄罗斯心脏建立起实力中心，而且现正加速向远至贝加尔湖的中西伯利亚扩展。象英裔美洲情况一样，人们能够一眼看出，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力量重心是在中部工业区、顿巴斯、乌拉尔地区和库兹巴斯。

　　苏联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铁路和内河航运，较少依赖公路。在极端严寒和解冻季节，交通运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国家的内聚力取决于人民而不取决于通达性。

　　这一地区占据了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所说的“心脏地带”的绝大部分。麦金德曾认为，谁占据了这一地区就有利于谁征服世界 [ 注：麦金德于1904年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刊登《地理杂志》1904年第23期)一文中，首次提出“大陆心脏说”。当时，他强调的是一个具有内在力量的地区，这个地区陆上交通使陆地运动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这种“枢纽地区”就是他心目中的“心脏地带”。后来他修改了他的学说。1943年，麦金德在题为《圆形的世界与争取和平》(刊登《外交事务》杂志，1943年7月第21卷第4期)的文章中，将心脏地带的范围作了改动，取消了一些人口稀少的山区和林区。稍后，麦金德似又把心脏地带看作是建立在人口、资源和交通基础上的“实力基地”。 ] 。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原先设想的心脏地带基本上是人烟稀少、难以进入、满目荒凉的森林地区。因此，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的情况下，有人控制了这样一个地区，看来是完全可能的。

　　苏联地缘政治的要素在于占据欧亚大陆的中枢，但主要占据大陆的边缘。苏联中部为凹地。交通联系依赖冬季要结冰的水路。内陆的陆上道路不发达。所以，苏联不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今天的共产党政府都很关心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土耳其海峡(黑海海峡)、印度洋和北中国海(指渤海、黄海和东海)。但在空运和火箭技术取得新的进展后已减少了对地面交通和联系的依赖。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共产党的试探活动大多在这个国家的周围地区，如柏林、中东和远东进行。然而近些年来，多数或至少部分由苏联或其代理人一手挑起的危及世界和平的纠纷地区远远超出了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接触地带，如在古巴、刚果和委内瑞拉的活动就是如此。这些由颠覆活动造成的广泛的国际冲突，说明苏联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不包括公开的常规战争或核战争在内的地缘政治力量，来打乱西方外交的正常秩序。

　　西欧西欧的东界难以确定。一直到几年前，俗称的“铁幕”才大体上把西方世界和共产党世界的分野定为西欧的确切东界。不过，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所处的位置同划定的界线不符，前者是共产党世界插进西方世界的飞地，后者由于实行的是非苏联牌号的共产主义，要有所区别。被东德领土包围的西柏林也属于周边地带内不连片的一种类型，而希腊和芬兰处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最南和最北边，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地处向西方世界延伸的突前位置，距巴黎和伦敦不超过500英里，这样就进一步打乱了地区界线在所有方向上的对称性。但是，对于西欧是由西方世界的18个国家组成的这一点不存在争议 [ 注：西欧包括冰岛、爱尔兰、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希腊，但不包括袖珍国(安道尔、摩纳哥等)、土耳其欧洲部分、马耳他和南斯拉夫。 ] 。

　　西欧地区工业和商业活动高度集中，世界上别的地区无法与之相比。这里，教育水准最高，国际政治关系最为复杂。回顾西欧的历史就是回顾各帝国的扩张及崩溃和分裂的历史。该地区是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心舞台，是现代殖民的发起地和熟练技术的发源地。

　　西欧地区被硬性地分成两个文化地带。北部地区，即波罗的海和北海周边国家，居住操冰岛语(即北日耳曼语)，固守某些德国的政治传统，为新教改革的倡导者。南部地区，即地中海周边国家，历史上一直和罗马帝国联系紧密而受其影响。拉丁语、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是南部地区同北部地区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的标志。当地对这种结构的运用和进行的过渡性改革，使当地形成别具特色的国家模式。

　　西欧的主要实力中心大体上在北海盆地形成，东北偏东方向(如历史上汉萨同盟从事的扩张活动)和东南偏南方向(如历史上向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扩张活动)为其延伸部分。所以，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内，对在世界政治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极为重要的实力中心，显然不能为单独一个国家所控制。现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转而把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松散的联盟，从而构成了北大西洋联盟的心脏。除此，这个次大陆上的部分国家还通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求得内部的统一。

　　至于西欧一些单个国家，整个说来在该地区作为政治和经济重心区的形成上起过突出的作用，它们曾以其固有的权利成为地缘政治的中心而在历史上留下令人注目的一页。在近500年内，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奥地利(尽管边界有过多次变动)，都曾经是世界第一流强国。目前，英国和法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西欧18国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在世界上10个或12个最强大的国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东欧东欧在本章中特指仿效苏联政治体系的那些国家，另外加上共产党南斯拉夫，后者在以前是倒向苏联的。芬兰在地理上属于该地区，1919年脱离苏俄而独立，此后尽管其位置与苏联毗连而且苏联多次提出危险的建议，但芬兰一直未受共产党控制。如果欧洲划分成可以有一个东、西之间的“中间”地区，那目前东欧这个名称应由“中欧”代替。但是东西方按两极概念形成的分裂似趋向于把欧洲大陆分成两部分，而不是按纬度线划分成三部分。

　　东欧地区因为长期居住着斯拉夫民族和芬兰——乌戈尔民族，他们大多信奉罗马天文教，所以与外部的统治——无论是俄国、土耳其、德国，还是奥匈帝国的——联系紧密。同时，这一地区还对泛斯拉夫主义有某些吸引力。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俄国的征服，对俄国政体的认可和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合作而加强了。但是近些年有迹象表明，这种一致性正在恶化，独立性正在抬头。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甚至捷克斯洛伐克都对跟着强大的苏联指挥捧转明显地表现出不满。

　　东欧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是很复杂的，因为外国移民，特别是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移民是明显的。城乡差别极大，而且由于错综复杂的文化沿革史，在城市范围内的各个市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先由贵族后由国家拥有大批土地以及发展采矿和现代制造业的历史，使得这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独特格局更为显著。

　　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因语言、宗教、声誉和历史地位上的差别而形成的各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把该地区搞得四分五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地区就曾有“破碎地带”之称，这一术语同一专用的地缘政治术语“巴尔干化”，描绘出帝国的四分五裂状况。

　　在近20年中。大多数东欧国家采用了共产主义制度，尽管如此，对于西方来说通过到东欧一些首都城市和黑海海滨疗养地的频繁旅游，进入该地区的通达性正在不断改善。美国对波兰的援助和与罗马尼亚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是进入东欧地区的另一些例子。而南斯拉夫则长时期以来一直同西欧各国和美国保持着公开的关系。

　　东欧各国对国家自身力量的发展很少能够做主。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任何军备计划都听命于莫斯科，连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例外。这些国家果真单独地或集体地重新调整自己的行动方针，将会显示出本地区的潜在能力，我们只要引证中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军事威力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如同昔日奥匈帝国在其富有魅力的年代里所显示的那样。然而，这种重新调整目前纯属毫无根据的猜测。

　　中东中东是一个无法精确划界的地区，通常指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的一片国家，其主要部分位于西南亚，北至苏联，东到阿富汗和西巴基斯坦。非洲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一直划入中东范围，有时甚至把远至大西洋岸的摩洛哥的大片北非土地也包括在内。虽然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从前在制定其政治蓝图时也曾把目光投向苏伊士，但是位于欧洲部分的土耳其通常像界桩一样把欧、亚、非三洲分开了。中东地区是连接三大洲的纽带，沟通地中海、黑海、爱琴海、红海和波斯湾的陆桥，长期以来使中东起着十字路口的作用。中东大部地区清一色的荒漠景观加上几个政治实体拥有的巨大石油财富，还使其形成一种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事实上，该地区——主要是波斯湾沿岸——蕴藏的石油资源占世界探明储量的67%，产量占世界的近29%(1963年)。仅科威特一国，每天就生产近200万桶石油。

　　该地区基于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以及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强烈的宗教习俗，在文化上有一致之处。然而，与这些一致性的因素相反，各国在历史、经济和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别，尽管没有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却也使得各种各样的政治实体不能和睦相处和寻求并行不悖的目标。泛阿拉伯大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实际行动上的，毋宁说是理论上的。由于夹在阿拉伯国家中间的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翼侧的土耳其和伊朗的文化影响，因而造成该地区在发展上明显的参差不齐。然而，由独立和半独立国家集团组成的现代中东地区也正是大奥斯曼帝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把其势力远远扩展至维也纳附近的中心地。

　　中东地区每个大国都证明了自己具有真正影响世界力量的能力，土耳其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在广大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影响就是证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还对南部和西部的新兴非洲国家施加着明显的政治影响，并且奋力倡导任何泛阿拉伯运动。但是，该地区没有由单独一国，甚至也没有由集体建立起来的用以支撑主要实力中心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看来中东地区注定只能充当一种与其他二流强国并列的角色，而且由于其内部的政治纷争，或者由于外部势力的渗透影响，中东地区不时出现极度紧张的局势。

　　南亚现在通称为南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次大陆。把当时该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分成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另外加上现存的边缘政治实体——阿富汗、锡兰(今斯里兰卡)以及喜马拉雅山小王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几乎完全破坏了该地区多少有点大陆集团特征的形象，并且重新调整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前景。

　　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南亚西部地区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是先前英-俄两国交互影响的地带；东部地区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为先前英-中两国交互影响的地带。

　　除阿富汗和几个情况两可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外，整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从欧洲的控制下取得独立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浴血战争中造成分裂，现在两国的边界仍然笼罩着紧张气氛，特别是两国相接的克什米尔地区及其印、巴停火线两侧，形势更为紧张。中国于1962年对印度北部边地的进攻，暴露出该地是一块能导致严重摩擦的薄弱边境地带。印度的温和态度和不断对敌对的中国保持中立的努力，对西方和对印度本身都留下了不少问题。印度在其本国范围内也出现了许多麻烦。地区利益和文化利益截然不同的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已导致政治上停滞不前。

　　南亚较干燥的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历史上以农牧业著称，但经济不发达，无法树立起这一地区的民族形象。南亚东部地区，人口密集，比较重视发展工业，但历史上长期由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民族统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受到局限，教育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部族社会还照样存在。

　　印度半岛地区巨大的总人口过去一直没有转化为十分重要的国家力量，现在好象也不存在这种转化的现实可能性。仅仅语言的文化影响就产生了明显的结果，从独立以来形成许多新的内部邦界。各邦的地区利益压倒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由于现有资源的匮乏，技术水平的落后和发展资金的短缺，使充足的人力资源无法发挥作用。但是这些不利条件，巴基斯坦要比印度少一些，所以巴基斯坦作为南亚唯一的亲美国家，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能够发挥颇为令人注目的作用。

　　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多国集团，很久以前曾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有时是势不两立的公国。它们有着被迫就范统一的历史，也有着既遭欧洲国家又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东南亚由8个独立的国家组成，包括群岛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另外还有两个小附属国，即文荣(英国保护国)和葡属帝汶 [ 注：东南亚中南半岛包括6个国家，即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 。整个地区属于佛教和安南文化模式，历史上曾传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影响不大。经济以农业为主，沿海一带集中分布有种植园和商业中心。内部继续存在着部族社会。各国大部地区不参与国家经济或政治。

　　从总体上说，东南亚是一个数世纪来一直同中国互相影响的地带。历史上，中国对此地进行过断断续续的殖民活动，而部分国家一度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较早时期，该地区受到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互影响，紧跟着又受到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互影响，到了近代则处于欧洲和中国的影响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利益集中到这一地区，除了以前与一些主权国家已经建立的联系外，目前还同菲律宾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夹在共产党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一个两面受压的地带，美国在军事上介入，执行了目前在政治上受欢迎的遏制政策，这种政策首先在老挝，接着又在越南明显地受到欢迎。

　　东南亚的8个国家，除了泰国以外，都是新近独立的，它们不仅要寻求国家的统一和做人的尊严，而且要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文化和政策作出正确决定。

　　东南亚总的说来是亚洲的一个重要地区，是一个在国际纠葛中引人注目的世界集团。该地区作为欧洲(经由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至远东的必经之地以及连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上交通要道，在全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该地区物产资源丰富，人口又不象附近的印度和中国那样过密，因此长期来对欧洲国家，而且近年来对中国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一地区的个别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一心想要在本地区引人注目或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足以持续地支持其势力扩展的工业基地。即使由这些国家组成理论上的集团，也难以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军事实力。

　　远东远东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帝国留存下来的地区(不包括东南亚和苏联版图内的地区)组成。作为一个地区，它仅具有一种含糊不清的在文化、历史和国家目标方面的一致性。在这个地区内，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远东有两个实力中心，一个在日本，另一个在中国的华东。

　　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使远东的地缘政治复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摆脱日本的统治但未能保持独立，其北半部领土以人民共和国为幌子落入共产党手中。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也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时，它的流亡政府于四十年代末接管了福摩萨岛。这个通称台湾的岛屿现在作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而存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

　　多年来，远东是俄国人、西欧人和美国人互相施加影响的地带，中国和日本一直试图作为支配力量插足其间。远东地区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以互相竞争的欧洲文化为一方同以单一的蒙古语族及其相关语族文化为另一方进行的主要较量。除干旱的内陆外，远东大部地区属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文化、语言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参差不齐，而且资源有限。它被两种对立的政权控制着——一个是作为海洋国家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另一个是历史上有过巨大发展和主要利益在陆上的中国。

　　在亚洲生活水平最高、工业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作为这个大陆地缘政治力量的基础，具有独特的作用。自由释放出来的人的能量加上良好的通达性，使这个海岛帝国争得梦寐以求的显赫地位——这种努力早在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已见端倪。现在，日本在经济战线上遇到了挑战，但事实证明它仍不失为在各方面具有极大潜力的强国。

　　大陆中国在远东乃至世界的力量结构中仍然是个谜。拥有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人口，既有已开发又有未开发的资源，又在一个敢做敢为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之下，从北京发出的一些严厉的声明，听起来的确怪吓人的。面对这个不受束缚巨人的令人沮丧的情况，人们可以指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几乎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军事上除了以武力支持外部的盟国在陆地疆界以外进行渗透和在边境的小规模战斗中取得胜利外，也没有显赫的战绩。

　　大洋洲 大洋洲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那些不包括在其他地区的太平洋诸岛，如新几内亚岛、萨摩亚群岛、斐济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其他一些小岛。它由前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帝国(包括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以及留剩的英、法殖民地所组成。从地缘政治上说，整个地区远离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冲突。曾几何时，西南太平洋诸岛作为北美至远东的基地和“踏脚石”而享有重要的地位。如今，技术上的进展已使这种地位大为减低。

　　直到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和它们早先在英联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向北半球人口较为稠密的工业国家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然而，这两个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已使它们具备了更大的自强能力并减少了对在半球间进行远距离贸易的依赖。就变化的幅度而言，它们的国家力量已相当强大，至少它们地处边远，相对来说可以不卷入外部冲突，而且它们本身也不存在文化上的冲突。

　　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这片土地同亚洲更加接近，因此将来可能会出现相对位置形势的变化，这一人口稀疏的地区可能对南亚和东亚这一人口稠密的新月型地区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北部非洲 北部非洲 [ 注：北部非洲和北非的含义不同，北非通常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而北部非洲大体上与阿拉伯语“马格里布”同义，指的是非洲北部地区。 ] 的范围从非洲大陆的北缘一直向南延伸至由宽广的撒哈拉沙漠连成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一地区包括非洲地中海古老的和开发得很好的土地及其南部边缘的干旱地带。一些赤道国家的北部边缘也属于该地区，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向北伸展。要想在北部非洲沿着政区境界线划出一条地缘政治边界或接触地带，将是很不相称的。

　　非洲大陆北半部不仅受到过穆斯林的统治，而且受到过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后者的影响表现在商业渗透方面，直到近些年外来势力仍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的利益。当地的经济特征是以游牧、畜牧和谷物生产为主。地区中的大多数国家是新近才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人口稀少，教育水准低，财力不足，经济不发达。最北部的居民最老练。

　　从战略意义上看，北部非洲国家缺乏任何有效的运输系统，它们的经济实力只能有限地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机构。北部非洲有点象一个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尽管这里有着数个世纪的与一些古老国家交往的传统和靠近地中海的优越位置而使其蜚声世界，不断吸引一些比较强大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部非洲提供了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典型的沙漠作战的战场。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一般人心目中的非洲概念，恰好指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那一部分土地。只有在这里，广阔的热带草原、赤道地区、东部高原和南部，才真正反映了非洲特有的景观：各种色彩斑斓的野生动物在充满奇花异草的田野上悠闲地荡来荡去。在热带森林的北部和东部沿岸一带，伊斯兰文化影响最大。但在撒哈拉的南部和苏丹，这种影响已明显地为当地的风俗和欧洲人的习俗所冲淡。

　　东非高原和南部亚热带地区对欧洲移民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赤道宽广地带的湿热低地，因此在这里，特别是在南非共和国，就出现了势力最强大的白人少数民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缘政治问题往往同该地区白人移民的多寡成正比。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独立似乎意味着允许恢复部落战争，就象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那样。在该地区一大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当地白人势力不大的国家由于引起磨擦的问题较少，故从殖民统治向独立的过渡中碰到的困难要少得多。所以，附属国，例如尼日利亚和象牙海岸遇到的种族斗争问题要少于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相反地说，前两个国家的独立也来得比后两个国家要容易些，因为后两个国家获得独立后，大批白人面临着完全由非白人执政的新政府，其利益有丧失的危险。

　　在赤道及其外围地区，基本上是以一些种植园或牧场来维持生计的经济。这里不仅土地开发差，新建国家财富也不足，对人民的文化信念的冲击弄得他们不知怎样对付对他们说来是现代的而又节奏很快的文明。这里不仅是一个国际实力真空区，而且也是一个火绒箱，这可以从不间断地爆发起义和由共产党煽动的叛乱看出来，

　　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欧洲人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带来一些不同的问题，由于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日常活动和冲突，这一地区发生的问题的寓意同毗邻的各主要地区带有的共性问题毫不相干。南非、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以及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白人殖民统治或多或少令人想起数十年前在其他地方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在这个辅助性实力中心的亚区所从事的农牧、采矿和其他具有开拓性质的活动充满着不同于紧挨着主要国际竞争舞台的地区出现的那种国际紧张局面。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共和国遭到其北部邻国的忿恨而进一步被孤立。

　　中美洲 中美洲包括墨西哥、美洲大陆中部地区和加勒比海中的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东南边缘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也可以算上的3个圭亚那(圭亚那、荷属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有时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有时则不参与。

　　中美洲大部地区由长期受西班牙殖民统治、操西班牙语的国家组成，另外也有一些操法语的(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操英语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属洪都拉斯)和操荷兰语的(库拉索、阿鲁巴)国家和地区，虽然它们加起来还占不到这一地区总面积的4%。人口中包括有大量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欧洲人。直到近些年，经济仍以种植业为主。

　　唯有墨西哥具有工业潜力，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地区性的强大实力中心，或者是世界力量结构中的一个次等中心。在卡斯特罗的领导和苏联的保护下，古巴发展工业遭到失败，说明了这个岛屿的地缘政治上的弱点。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凿横贯中美地峡的第二条运河计划，预示着把一种主要的实力功能移至一个辅助性的地缘政治地区。

　　中美洲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到海洋的强烈影响，陆上交通不便。所以，仍旧难以获得政治内聚力，而且从十七世纪的海盗活动到二十世纪的商业企业，受海上影响的这一弱点给中美地区的文化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该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长期以来，该地区沿海遭到袭扰，被海外殖民、由外国进行资源开发、革命活动、领土争端和转让以及外国干涉的历史，证明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目前，该地区正在通过下述途径寻求稳定，这些途径是：兴办教育、获取经济援助、相互间进行政治合作(如进步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接受诸如福特基金会的私人赠款等。

　　南美洲 南美洲大部分国家有着被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历史和以经济作物、畜牧业、自给自足农业和原料开采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史。人口中印第安人和黑人同欧洲人的比例因地而异但很不规则。遥远、通达性差和与外界隔离，是南美各国政治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要素。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水运起着沟通各族人民的作用，而且大部分文化上的发展也靠近水。这些特点长期来阻碍了利益和行动上逐步统一的进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南美一直是一块革命、局部战争、独裁统治并且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外制成品的地方。它满足了某些外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利益，阻止了别的国家对南美的渗透和控制。南美洲在很多方面曾是一块受保护的实力真空地带。近些年来，已逐步出现普及教育、土地改革、扩大选举权及经济上开展多种经营等活动。同中美洲的情况一样，进步联盟和外部的其他影响，例如由泛美开发银行提供财政援助等正侵入不发达地区。

　　南美大陆有几个可以称作二流的实力中心或者说政治、经济重心，但这种实力中心不能产生巨大的国家力量。只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巴西，有着跻身世界强国的潜力，不过只是在具备精于治国的本领和在工业发展上走出独创的路子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余下只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外加少数的矿业中心才可称得上是这个大陆在世界事务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地缘政治中心地。

水域

　　用以补充上面列举和简要论述的世界上13个地区及其有关的实力中心的，还有5个支持海上活动的外围水域。水域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和极大的地缘政治价值。大片水体本身并不构成实力中心，但是在隔开控制着国家地缘政治力量的陆块和岛屿方面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各个国家——从完全的岛国到内陆国——相对于海洋的位置关系，不少已收入地缘政治文献。从总体意义上说，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及南极水域和冰域等五大水体具有贯通性，可以合为一巨大的“环球海”这样单一的概念。

　　在空中运载工具出现之前，世界海洋是自由通航往来的领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各个国家的通达性。这些水域虽然辽阔，但现在已不再具有这种独特的地位，然而，在运送大批人员、大宗货物和超大型(超重型)物体的情况下，海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低纬度和中纬度的边缘海，特别是港湾和狭窄水道，这些纵横交错的受限水域，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地缘政治预见方法探讨

　　地缘政治分析的目标，要求对可能发生的政治事件作出预见，要了解演变、发展趋势，尤其是与国力有关的情况。任何现实的目标同样也要求地缘政治学家尽量抓住与实力中心有关的国际局势中的实质性因素并加以运用。

　　这种分析的要旨是：(1)要判明任一特定的中心和中心周围的民众的态度、愿望和向往的目标及其发展趋势，而且要识别两个以上国家或国家集团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2)要评价国家的实力及其在特定地点和对特定对手行使力量的能力。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分析应就战争是否有合理的根据和冲突是否可取或获胜的可能等问题，通过逻辑推理抓住问题本质。

　　因此，随心所欲和不负责任会使地缘政治分析得不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在需要维护传统、“保全面子”或者运用国内政治中带感情色彩的因素情况下，地缘政治分析也于事无补。

　　国际政治和战争艺术，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冷酷无情和与人无关的科学。处于我们这个危险的时代，问题最终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全面了解我们的命运。

第十二章结论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军事地理学的实质

军事地理学包含的主要内容

小结

　　前面各章论述了军事地理学在不同指挥层次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应用，其中有9个概念被视为“基本概念”，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多半与其有关。这9个概念为：

　　 1.概率论

　　 2.时间表

　　 3.通达性

　　 4.机动性

　　 5.能见度

　　 6.冲突矩阵

　　 7.利害冲突

　　 8.实力平衡

　　 9.战争规模

　　概率论 贯穿于所有其他概念，为9个概念中主要的概念。它表示现实的不可知性和人类预测事物的真正能力，就是说，直到事件发生时，我们仅能对其作出某些推测。也可以说，人的弱点迫使我们采用一种统计的方法去判断各种可能性。在军事地理学中引入概率论，就是要判断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碰到某些自然或人为情况的可能性。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这个概念还涉及这样的机会，即既定的方向正是部队实施运动或寻找敌人的方向。此外，它也许是某些事件和情况凑在一起而出现的机会。例如，达成战术突然性的机会，或敌对双方部队在意外或凑巧的情况下遭遇的机会，便是如此；总之，任何同概率曲线角形图示一致起来的情况都表示有可能出现这种机会。概率论中这一结合现象引出了疏开和相互支援的概念，并产生逐个判断整体中每个环节的机会而带来的机会累积问题。

　　定时和时间表 此概念是由概率和军事上协同的需要引申而来的。这一概念涉及为可能发生的或意外的事件留有时间余地的问题。它适用于拟制一份切实可行的有关车辆流动、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日程安排表，在该表上要补偿因环境影响而失去的时间，而在这当中，起止点的位置、通达性和资源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达性 这是军事地理学的核心。这个概念表示从一地到达或攻击另一地的难易程度。通达性不仅取决于距离的远近和有无障碍物，而且还取决于道路和运输系统的发达程度以及车站的能力。除此，它还取决于速度和中转系统的容纳能力。必须强调，通达性是指从一确切的起点到一特定的目的地并就一定的技术水平而言的，不存在笼统的或抽象的通达性。

　　另有两个概念与通达性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选择自由，另一个是交通运行。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能到达某地，且该路线被堵塞，那么通达性就逐渐消失。但在有数条可供选择的路线进入某地的情况下，其中一条路线被堵塞并没有多大影响。所以，在地理评价中，位置、环境形势、技术能力和任务要求，所有这些因素对扩大或缩小行动的主动权都有明显的影响。另一个概念，即交通运行，是指在运输中要适应不间断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要使车辆不断运行，空车必须返回。因此，在判断通达性时，终点站设施、来回时间和返回路线等类问题均应予以考虑。

　　机动性 它比起通达性来，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概念。它估价运动，包括所有必不可少的支援运动在内的难易程度和速度，并且要考虑预定的运动方向是否或未能与现有的路线设施及设备的可利用性相一致。机动性取决于车辆的性能和赖以实施运动的地面、雪地、空中或水域等运动媒介的性能。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机动性取决于军事组织对运动要求的反应能力以及部队在规定方向上运动时的体力。所以，机动性不仅同装备性能有关，而且同士气和指挥也有关。因此，机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状态。

　　能见度 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全部同发现、识别和确定目标位置有关。大气条件是衡量能见度好坏的一个标准，地形条件则是另一个标准。肉眼本身提供了一种能见度的量度范围，而借助于光学或电子仪器的肉眼则提供了另一种量度范围。这样，主要应依据视力、天气、日光、目标大小、动态静态、反差、形状、遮蔽等因素的具体情况来研究讨论能见度。对制定计划来说，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成为用概率表达的一种可变条件。因此，能见度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可能性的综合体，各种可能性最终能否成为现实，将随着对每一个可能性的精确量度而得到确定。

　　能见度的心理-生理素质表现在视敏度和反应时间上。它依各人及其身体条件和疲劳程度而异。此外，与能见度有关的自然现象可以用“透射因素”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就能把雾气、阴霾和明暗度同能见度挂起勾来。同样，隐蔽和伪装的效果也随着各种因素造成的影响程度而异。能见度在地理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特定地点出现隐蔽条件的机会、可能的伪装特征和预期的大气透光条件等。

　　冲突矩阵 属抽象概念。是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环境的所有组成部分同军事活动和冲突事件进行比较。这样，为了进行比较、分析和预测影响冲突(不管是一次战斗还是一场战争)的能力和制约因素二者之和，便可以与冲突行动本身或冲突的结果进行对照。这个概念的设想是，通过对冲突事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加深了解并获得技能。

　　利害冲突 同战争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冲突的结果这样一个概念直接有关。它构成了一种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基本观点。国家利益体现在经济增长、贸易状况、市场操纵、文化统一、战略力量、政治卫星国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这个概念可以表述为：

　　当势均力敌的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发生利害冲突时，便有可能爆发战争。

　　这一概念有力地告诫人们：没有利害冲突，也就不存在问题。如果一国明显地弱于另一国，那么就将作出让步，而不是冒军事失败的风险。这个正规的准则不适用于下述情况：某个国家一心要征服较弱的邻国而不遵循谈判的原则。

　　实力平衡 如果把实力平衡同利益冲突这一概念相权衡，那它就预示一种特别不稳定和危险的局势。按照实力平衡的理论，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施加压力的能力等于对方实施防御或进行回击的能力。衡量国力或军事能力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或可靠的手段，也不能对国际力量均势作出估算。人们无法进行预测，于是，这一因素就进入一国的政治机器及其与他国的相互关系中。

　　然而，军事地理学是密切注意国力评估的。在作此评估时，资源如同通达性一样处于突出的地位。当在实力平衡范畴内运用通达性这一概念时，通达性起着削弱攻方的有效力量的作用。由于通达性是相对的，故相对位置方面应予考虑的问题也会对国际力量分布的评价有很大影响。

　　战争规模 这是最末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全力以赴”的，而是有着不同层次级别上的国家利益和不同层次的投入战争的规模。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有冷战、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如果把这个概念扩大到包括经济战和政治战，便会使人们发问：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设想有一块太平的地方能被看作是现实的吗？

军事地理学的实质

　　地理学曾被说成是一门研究“那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和“结果会怎样？”的科学。简单地说，军事地理学就是这种学术研究内容的扩展，即将地理学运用于军事任务的实施，包括各具特点的陆战、海战和空战任务的实施。现代战争概念的发展以及军事利益和责任区域的扩大，使得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也必须扩大。它不再仅仅是和主要是研究地形和天候条件，而且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总之，军事地理学是“保存自己，争取胜利”的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军事地理学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现地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对在该地实施军事行动产生特定的影响。

　　 2.可以把不同的环境条件同它们对军事活动产生的不同影响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也可以把这些特征和影响与各个地方联系起来。

　　 3.这些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搞清楚的，因而对制定军事计划是有帮助的。

　　现地情况对军事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水平，军队的特点和编配形式，参战部队担负的任务以及有关地区的地理特征。在此范围内，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由地区造成的影响，并力求预测特定地点的特定条件对特定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影响。

军事地理学包含的主要内容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从适合由国家最高国务会议作出决策的那些问题，一直到部队现地实施小规模机动需要考虑的地形问题。在将该领域划分成便于研究的细类时，一定要记住在战争策划活动及其众多的分支项目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它们日益同最日常的民事生活交织在一起。以下的摘要大体按照前面各章的结构，先宽后窄，然后再从军事科学着眼和从地理特征入手，加以阐述。

　　大战略地理学 在大战略或全球战略的领域内，外行人犹如进入伊甸园，可以不受琐事或事实的束缚而信步漫游。实际上，这一错综复杂的领域向政治-军事地理学的信徒们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它是一个与军事和外交都有关系的斗智斗勇的领域。就大战略一级而言，军事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今天仍和以前一样，武力是支持外交活动的最后制裁手段。如果没有运用现存威慑力量的能力，那么外交的基础将是脆弱的。

　　为此，大部分外交活动必须致力于取得或保持军事优势，其标志是获取海外基地、建立同盟关系、扩大资源来源及保护运动和补给路线。国际战略边界的概念仍然有效，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含义已发生深刻变化。那些预测未来军事需要的人们，会密切地注视下面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如民族愿望和目标，国家间的利害冲突和国家支撑战争的能力等。虽然这些问题也可能同若干其他研究领域有关，但与军事地理学则必然有关。

　　战略地理学 认清军事战略地理学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把握一组略为独特的前提，即问题的级别不一样，其相应的分析方法不一样；解决寻求的办法不一样，以及考虑问题的范围不一样。研究的地区越大，化费的时间越长，则涉及到的地理因素就越广。军事地理的判释工作，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地区范围大，持续的时间长以及在展开部队和判断目标时情况不明和犹豫不决等，最好使用“可能性”或“机会”这类术语来表述。

　　空间范围的缩小和时间量程的缩短(包括较大地区和较长时期在内)，还需补充考虑一些后勤保障和后方地域行政管理问题。这样，在实践中，后勤地理学与战略地理学就基本分不开了。不过，保障和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手段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差别的。

　　战术地理学 除了战场(或战斗地域)局部地区情况不同以及参战人员数量和素质不同以外，在作战的历史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军事技术。由于武器射程的加大，战术机动能力的增强和通信设施的改善，故战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局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主要是对目标捕捉、掩蔽和隐蔽、能见度、机动性、导航和通信等有不同的影响。事前计划制定得无论怎样周密，也不可能预计到战斗中发生的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战术军事地理学应重点研究不同的和易于辨认的地理条件的战术技术性能，并且在战术训练中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后勤地理学 后勤地理学基本上是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当部队人数多得不能再靠驻地补充给养，补给线首次向后方地带延伸及需要大批生产军需品时，就出现了后勤问题。随着勤务部队和行政司令部的出现以及占领区职责概念含义的扩大，这方面的问题就多了起来。

　　其中，运输和补给值得专门一提。运输一直是战略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门，尤其是在涉及运输流量、集中和周转的自如程度时更是如此。近代历史充分表明，运输在规定特定地区的军事能力方面具有潜在的决定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略地理学基本上就是运输地理学。

　　现在，对不同地区特殊的补给需求，通常应予以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装备的供应标准能够也应该适应战区特殊的环境特征。有时，随着战区的不同，各自的环境条件可能造成不同的损耗率，或者需要补充某些类别的补给品。这些环境条件提出的要求，对于从事新的和特殊军品的设计，修改标准装备的性能，或对人员进行特种训练是至关重要的。

　　民事地理学 近期出现了一种趋向，要求军队既要对付和歼灭敌人，又要保卫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管理占领区内各项事务。这种趋向带来的结果就是把军队投入曾一度被认为是非军事的事务中去。由于长期倾向于提高军队的技术水平和减小战斗规模(指较大的战场、较多的兵力、较长的补给线和较长的军事活动周期)，因而对非战斗事务的关心程度加深了。这些趋势造成来自后方地域的后勤保障对军事活动越来越重要，并且还使得这些提供后勤保障的地区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所以今后必须把民政事务同战术和后勤一道，看作是军事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占领区实施的军事活动可分为三个部分：(1)保护平民和设施不受攻击，包括损害控制和救援；(2)控制或支持经济、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包括重建和民事管理；(3)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利用当地的劳力和资源。这些方面的民事工作实际上也融合到为实现和平的最终目标而作的总体努力中去。民事方面这些头绪纷繁的工作使指挥官必须从事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通过履行这项职责，军事科学的内容大大扩展，把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在军事上的特殊运用也包括在内。

　　军事地理区域 军事地理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方案，它是把影响军事活动的有着相似条件的地区集中在一起，以区别于其他的有着不同影响的地区。这些区域可以按照机动灵活性在这些地域内所受到的制约来划定。其他的识别和评估因素包括它们对特殊装备、劳力和训练的需求以及它们的实有资源情况。最后，现有资源情况以及像道路和建筑物这些人工地物，也可能在程度上和方式上影响它们去适应军事计划的要求。

　　本文提到的军事区域是根据环境特征，特别是根据影响机动、能见度和通信的那些地理条件来划分的。我们已经对在现代作战活动中所取得的某些军事经验作了回顾。军事经验是按照地区类型或环境类型分类的，从这种分类中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互相关联。这种互相关联有的是从诸如在林区存在着隐蔽条件和容易遭到伏击，或在沙漠控制水源的重要性等简单的相互关系得来的。在其他方面，如对城市评价时，这类相互关联就要微妙复杂得多。区域内的军事活动和环境特征之间的这些联系，除去基本军事原则的运用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上的进步，要求不断审查和修正对环境条件军事意义的解释。由于启用卡车、无线电和飞机而带来的沙漠作战样式的变革，就是技术对应用地理学产生影响的证明。

　　军事地理区域概念对于确定供应标准和补给原则以及制定部队物资器材的性能标准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概念也有助于选择训练方案和评估战斗组织。它构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架。但是，军事地理区域概念有其局限性，因为每个军事问题或环境特征通常有其独特的地理配置方式。军事区域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当它的这一特点被忽视时，它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

　　地缘政治学 大部分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的最后结果通常在一个地区的政治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样，军事地理学和国家外交的现实往往用地缘政治态度和国家的目标加以概括。地缘政治学使一个民族的目标与其能力相平衡，而且把国家与国家、联盟与联盟等同看待。这里，工业区、居民中心、通商路线或合适的势力范围的位置和特色显然是很重要的。所不同的是：想要得到的和实际能办到的二者之间的差别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和以武力作后盾的优势二者之间的差别。

　　地缘政治分析能最有效地帮助预测军事行动的需要。现在，依据世界上的力量分布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模式已经出现。这种分析方法主要基于对目标、资源和通达性的判断。为了进行这一讨论，我们已将世界划分成13个政治地区。它们便于有条理地归纳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和战略特点。这些地区通常可以依据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亲缘关系、经济发展情况、地理上的邻近和政治上的联系来划定。

　　地缘政治学是动态的，力量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大多可以根据社会和经济地理的主要趋向加以认识和预测。所以，地缘政治的预见分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小结

　　军事地理学注意研究军事活动的效能和代价。就此而言，它有助于评价支持特定外交活动的可行性。因此，它也有助于判断国际事务及各种军事活动。但是，我们仍应致力于透彻了解一切事物。即使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也还没有形成适合快速决策的有条不紊的体系。在军事科学的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把我们思考的东西变成建立在尽可能最好的指导方针基础上的明智推测。军事地理学有助于各军、兵种更好地解决作战、后勤、研究与发展、训练、民事和情报等方面的问题。当出于行政管理上的原因，试图限制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所关心的问题，就会出现效能不高的问题，因为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面向问题的。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57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希望的地理

第九章军事地区——普通类型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军事活动同任一领域内各种指导性活动一样，由于多种多样的理由，必须划分成易于管理的大小部门，其中包括地区单元。地区性的组织便于向下分派任务、明确职责和处理行政事务。因此，为了区别各地之间军事需求和作战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把世界按片分成了军事行政区、制定计划区和战术区。

　　进行军事地域的区分，首先要把后方地带和战区分开。这种划分看来就是要划清后勤保障的物资来源区和军队战斗任务区之间的界限。接着是把战区分成通后方的战区后勤地带和前方战斗地带。战区后勤地带又可以按照从后方到前线的顺序，进一步分成基地区、中间区和前线区。同样，战斗地带可以分成勤务地域和作战地域，然后，每个下属战斗部队可以如法炮制。除了基本的地幅结构外，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特区司令部。

　　为了简单而明确地运用这种区分方法，可以转向海上。为着后勤保障工作的方便，洋区可以参照陆地的做法分区划片。在几支海军舰队活动的洋区可以组织一级司令部，然后指定一支舰队负责一片特定的水域。此外，已经把沿海地区分成类似地区司令部的海疆防区。在后方地带，军事行政事务同海军军区一致，后者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军的防御地域。

　　战术区 世界上的一些区域可以根据其重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粗线条地区分为进行军事活动难易程度不同，战术运用选择余地不同和军事装备适用性不同的地区。本书图7(欧洲军事地理形势图)显示了各战术区的分类情况。我们还可以把运动和机动性受制程度不同的地区加以区分，例如在巴布亚或芬兰，运动要受到其地形的限制，而乌克兰或满洲里地区就不构成明显的运动障碍。通过陆地、水上和空中的实战，可以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图7 欧洲军事地理形势图

　　陆军指挥官懂得，在开阔的草原或平原作战同在森林覆盖、沟沟坎坎的山地作战所采用的战术是不同的。这里，可以援用德国的冯·森格尔·埃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俄罗斯以及后来在意大利采用的不同战术，来说明不同的环境条件对战术的采用有着不同的制约。

　　海军活动要区分公海和受限水域。他们特别注意识别浮冰区、起雾区和风暴频繁区。在浓雾和风暴情况下，有关航行、驻泊、指挥以及防御各种攻击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使北大西洋成为研究制定护航作业原则的典型地区。

　　飞行员们在执行着陆、空投或攻击地面目标任务时，发现在山区和风暴肆虐地区的危险性要远远大于风和日丽的平坦地区。随着高性能飞机的采用，山区和恶劣天气所造成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本世纪50年代在朝鲜山区发生的险情可以作为例证。

　　对地区进行的这种简单的区分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一种环境下非常适用的装备，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很不合用。某些直属专业部队在不适当的地点运用，可能不起作用，甚至毫无用处。因此，承认战术区事实上确实存在，区域的概念就有了丰富的内涵，包括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要求、补给原则、部队合理的组织结构以及特种和专业训练的需要等。区域的含义实际上是很广的，因为各个区域在消耗率、免疫要求、防护服或伪装样式等后勤需求方面是不同的。在军用建筑、资源的获取利用，当地劳力的技术水平和人员数量以及现地可加利用的建筑物等方面，工作量和工作要求也是不同的。其他诸多方面，如能见度的好坏，有无现存隐蔽地，拟用道路走向是否理想，各条路线能否花最小的代价就能组织恢复运行等也都存在着差别。在划分、确定军事地区时，这样的因素也是相当多的。如果需要划得细一点，则确定补给品的储备和分配、军事建筑、战术和民政事务等特种军区是有用的。为便于当前的研究，这里所陈述的是几种普通的环境类型。它们可以说明军事地区这个概念，但必须强调，为了搞得细致准确，一个针对特殊需要的地区很可能是有用的。

　　世界上的陆地可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40%的面积是寒冷地区，33%是沙漠及有关地区，21%是湿热地区，6%是温带地区。一般来说，这些地区是极地作战、沙漠作战、热带作战和常规作战的活动范围。在每种地区范围内，有山脉和海岸的存在就可能进行特种山地战和两栖作战。根据任何地区特有的条件也可能进行空战和空降活动。在寒冷地区或湿热地区，由于森林的存在，可能需要采用特殊的或加以修正的作战样式。同样，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对作战造成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其结果是形成数个小而又各具特色的交战区。

常规作战

　　现代作战原则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根据在普通环境条件下进行作战的经验制定的。多数军事历史著作似都记述常规作战的战例。鉴于这方面的经验和著作占有压倒的优势，故应强调指出：会发生常规作战的地方仅是世界上很小、很特殊的一部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进行常规作战，技术、战术和组织结构可能需要作不同的调整。

环境特征

　　如上所述，符合常规作战特点的地区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六分之一左右。在这些土地上分布着温带居民区、农场区、牧区和落叶林区。地形大部是起伏的草原、丘陵和低山，从地文学上说，每平方英里范围内高差为80-600英尺，平均坡度为3°-12°，每英里约有3条排水沟渠。气候特点适中，称之为温和是很正确的。月平均气温通常为华氏32°-74°，月平均降水量3-5英寸，平均云量4/10-5/10。

军事特性

　　这类地区最普遍报导的具有军事意义的环境特征是：雨、泥和雪。由于它们妨碍运动和影响能见度，故在报导时通常把它们与战术机动、火力控制和士气联系在一起。这种天候条件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常见之于不同时代历史报告中的脚注。举例说，据报道华盛顿在受命修建和保卫内塞希蒂要塞之前，该要塞地区连着下了几天雨，结果堑壕变成了泥沼，木制胸墙倒塌。守卫的士兵一个个成了落汤鸡 [ 注：K·W·莫里斯-琼斯上校：“莫农加希拉河上的灾难”，刊登《陆军季刊》第 70卷第2期242-252页，1955年7月。 ] 。

　　道格拉斯·海格元帅在关于1918年3月21日至4月6日的索姆河防御战的报告中，记述了德军在浓雾掩护下大举突破，迫使英军撤退的经过。正如他所描写的那样，浓雾遮天蔽日，炮兵和机枪手根本看不见警戒部队发出的目视信号，致使敌军可能在毫无阻击的情况下前进到足以伸手剪断铁丝网的地步 [ 注：“1917年-1919年：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见前引杂志。 ] 。大约过了30年之后，就在离索姆河不远处，德军在突围之役中，派出的一支装甲部队在向阿登高地实施突破时，曾严重地受到泥泞地的阻滞。

　　其他带有一定特色的地区也值得一提，因为这些地区产生过一些由来已久的作战指导原则。这些地区人口较为稠密，居民有一定的劳动技能，有着先进的社会组织和乡镇，拥有铺装道路和经过开垦的丘陵或起伏地。可以想象，诸如战线机动或从山顶实施指挥等指导原则是在这类地区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地区征集粮秣，就地获取给养和雇佣民工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对世界上某些个别地区，如拥有密集道路网的地区，人们要认真考虑实施快速的自动车辆的运动，单行道的交通运行方式和大量运用车载补给系统的可能性。的确，人们可以问：德国的闪击战和坦克战会在别的地方发展起来吗？

温带森林

　　在通常的温带环境范围内，应该指出一些特殊的条件：温带森林、城市和山地。现在，先考虑其中的第一种类型的条件。在考虑军事问题时，不应把温带森林同热带丛林或北部山区的落叶林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同。温带森林一般比较开阔，林中灌木丛稀疏，许多树木随季节落叶。与军事利用有关的显著特征是：林中道路稀少，走向不规则。但不规则的地形却提供了隐蔽场所。林中越野行动条件较差，一般只能沿一条或有限的几条道路成一路纵队鱼贯而行，特别容易遭到伏击。据传，公元9年罗马军队在今西德境内的代特英尔德附近，与日耳曼部落进行的条顿堡林山战役就是这样一场伏击战。在该战役中，瓦鲁斯统率的罗马军队遭到设伏的日耳曼部落军队的攻击、包围和歼灭。实际上。这一战例同1755年发生的莫农加希拉河战役的情况颇为相似，布雷德里克将军所部英军在从坎伯兰堡向迪尤肯堡行军途中遭到法国伯奥热部署在莫农加希拉河两岸树林中的军队伏击。在这两个战例中，都是成纵队行进的部队遭到隐蔽阵地上的部队的反击。各种类似的森林伏击战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在技术和军队组织方面已发生明显变化，但这类战术的运用在漫长的2000年中似无多大变化。

　　温带森林对现代军事行动的影响在于遍地的树木妨碍重型武器的机动和运用，在于林下灌木丛阻碍轻武器的使用，在于使所有车辆的行进受阻。今天，森林不是现时的卡车和机械化部队活动的大本营，也不是一个世纪前骑兵活动的大本营。恐怕正是由于森林的缘故，才使得西洛之战(1862年4月6日至7日)中的骑兵部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注：马修·F·斯蒂尔：见前引杂志。 ] 。大约80年后，罗森在记述森林战时曾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作战期间用于支援森林作战的卡车运输是怎样被削减到最低限度的 [ 注：米尔顿·L·罗森中校：“森林战斗”，刊登《步兵》杂志第56卷第4期4、8页-14页，1945年4月。 ] 。

　　在记述森林作战的一些报告中，通常都谈到渗透问题。1918年6月6日至25日进行的贝洛林宛会战，德军曾渗入森林并建立坚固的机枪阵地，使得对手必须用重炮与之对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欧温带森林继续运用这种渗透战术，在有些场合，如在阿登森林和许尔特根森林，则是综合运用步兵和坦克。

城市

　　都市区向四周延伸是自然环境组合中的一种新格局。充分扩展的人工地物势必被看作全球军事环境中一个特殊条件。因为城市作战的多半经验来自一般地理环境，所以把这种涉及建筑区的特殊形式归入普遍类型的军事地区予以论述。在研究各种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要素时，并不总是能轻易地把它们一一记住，但却往往需要这样做。对改变军事环境起作用的最重的要素之一是人口的增长。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世界总人口估计约9.25亿人；到美国国内战争或普法战争时，人口增长到11.5亿至12.5亿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人口增至17.5亿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22.5亿人；进入1961年则高达30亿人以上。商业活动和政治集权把人口引入市中心、都市地区和特大城市地区。荷兰的鹿特丹，从1796年只有33,800人的小镇，发展到 1933年的586,804人口的城市，其地位之显赫，已引起空军战略家的注意。与此相类似的英国城市考文垂，1811年全市人口 17,923人，1931年增长到167,083人。1807年时估计拥有7,904座房屋的德国城市汉堡，几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引起的大火所吞噬。

　　一些曾经构成宽阔战场的大块地区，现在已被楼房、道路和其他人工地物所占据。伦敦街区范围的直径已从1801年不足6英里扩大到1960年的近30英里。1804年，柏林市长约4.5英里，宽3英里，人口仅156,000人 [ 注：J·莫尔斯：《美国普通地理学》第7版，2卷本，1819年。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人口已增至400万人以上，防御设施延伸到44英里以外。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要突破和攻克这座城市得要艰苦激战好几天。城市过去是收罗财富、集聚劳动力、获取战利品和控制商业命脉的中心地。城市因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并能通过贸易控制获得政治控制，所以也是军事目标，昔日的城市一般很小，所以很容易通过围攻将其彻底包围并一举攻克。

　　十八和十九世纪，进攻战略样式似更侧重于实施机动，并以歼灭敌方部队为目标。城市有时似被选作临时目标。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于选择开阔的农村而避开城市。那时城市的作用是提供补给品和隐蔽所以及偿付赎金。

　　上个世纪。铁路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军队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后勤保障部队以及道路、铁路和其他配备的运输设施。这样也就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了城市或者是拥向城市，并使得对城市的军事管制成为城市安全的关键。

　　与此同时，得到集居的居民和集中的运输系统支援的制造厂也逐渐会集于城区。对于日益现代化的防务机构来说，这些制造厂是应予控制和利用的基本军需品的来源地，至少是不能为敌人所利用。而且，城市作为政治象征，其在心理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战术上的重要性。因此，夺取并保住城市不动产，似将再次成为战略的目标，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巴黎、柏林、华沙、莫斯科和马尼拉一样。

　　只要城区范围不大或者能够轻而易举地绕过去，就没有什么理由将其作为一种城区类型的战区。但是，在城区的重要地位不断变化和大城市及其郊区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把这类环境同别的环境区别开来，并突出其对军事战略的特殊影响，是很有益的。

　　向四周呈不规则延伸的大城市和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加上分散的矿山、工厂和纵横交错的道路、铁路网以及电报、电话线，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环境。从战术上看，在这种环境内，观察和射界受到限制，机动性受到影响，但掩蔽和隐蔽条件良好。这种地形有点象受到强烈切割，满处大洞小坑的断绝地地区，但也有一点不同。炮击和空中轰炸后，残垣断壁、碎石瓦砾，使这种地区更难通行。这样，一些城市成了潜在的伏击区，装甲车和重型装备在这里未必占有优势。西班牙国内战争时期在对马德里的长时间围城战中有过这样的教训，携带汽油燃烧瓶的非正规步兵当时竟在近距离抗击坦克。

　　这种地区对于占领军来说也别具特点。它们能提供大批潜在的熟练劳动力。这里的居民习惯于服从组织，不会觉得占领军的法律有什么不正常。但是这种地区通常不产粮食，不大能解决自身的温饱，也不大能向其他人提供他们自身所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战区作战地带的迁移通常导致经济组织崩溃，这对市区的影响尤深。而且，居住密集、成分复杂的城区居民，在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最易滋长一种地下反抗破坏意识。城区特别容易遭到秘密抵抗活动的袭击，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荷兰和丹麦的情况那样。

山地

　　多数记录在案的山地战经验，都指的是在温带环境地区或其邻近地区的山地作战。为此，山地类型的军事地区将在本节论述。温带环境区域中有1/4-1/3的面积是山地，其地面起伏每平方英里大于320英尺，平均坡度介于8°和40°之间。不过，大多数记录山地作战的文献涉及到的坡度是在27°和40°之间。这类地区通常是未开垦的荒地、林地、苔原和雪盖层。道路稀少而又崎岖。气候恶劣而又变化无常。一些嵌入其间的小块险恶地可能是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由部队突入的地区。这些地区坡陡，雾大，地面泥泞、积雪，有碍运动和观察，甚至对无线电通信联络也有影响，而且山洪和雪崩还会给部队造成危险。据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尔卑斯山的奥地利兵营确实曾被雪崩吞没。

　　在研究制定山地作战原则时，阿尔卑斯山一直是典型的训练营地。迦太基著名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壮举名闻遐迩。此后，高卢人从山上向山下投掷石块的战术被重复使用过多次。而携带辎重和重型装备翻山越岭碰到困难教训也是一再未能吸取。就现代战争的范围而言，最值得记取的是瑞士革命、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阿尔卑斯山的经验教训。它们没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经验所推翻。这些经验表明，山地是进行伏击和突然袭击、限制能见度、束缚和阻碍运动、影响通信联络、气候恶劣、天气多变和指挥不灵的地区。1703年在彭提亚兹桥的战斗中，马丁·施特尔钦格率领的瑞士军队曾从山上把石块和树干滚向山下的诺维翁将军率领的巴伐利亚军。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1809年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军事首领霍弗尔领导的民众起义故伎重演，打击了在布里克森山口的巴伐利亚军队，同年再一次用这种方法打击了在布伦山口附近的法兰西撒克逊盟军(法、意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瑞士的起义者采用毁坏道路和桥梁、阻击和制造人工雪崩等手段，使这些只有为数不多的骑兵和炮兵的杂牌军相当成功地抗击了具有更健全组织的正规军队。

　　山地战的另一种情况是鲁莽地完全不顾一切天然障碍物和环境危险千方百计地把平原作战的战术原则应用于山地地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苏沃洛夫将军运用的长驱直入战略和包围战术。1799年秋季，苏沃洛夫将军在意大利北部指挥俄国军队对法国军队作战。他奉命同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率领的俄罗斯兵团会合，当时的作战态势表明速度至关重要。他决定直接挥师向北。9月11日，他率领20,000人(包括 4,000名哥萨克士兵)向圣哥达山口进发。9月24日，其主力成3个纵队进攻圣哥达山口，同时以大范围翼侧运动切断法军退路。翌日，他率部强攻靠近安得马特的乌里湖(卢塞恩湖)和鬼桥。这里是一段极难通行的隘道。他兵分两路：一路攀越石头山，另一路涉水通过山间小溪，终于夺取了该隘道。9月27日，他以一路纵队越过阿尔特多夫附近的罗斯托克山，爬过裸露的岩石，走过松软的雪地，在山雾中步履艰难地前进。苏沃洛夫最后碰到的难关是10月6日通过帕尼克斯山口(林根科普夫山口)。这段路狭窄、陡峻，积雪出奇的深，而且还结冰，加剧了险情。10月7日，苏沃洛夫带着15,000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官兵到达伊兰茨。他丢掉了所有的马匹、大炮和辎重，经历了山地作战的大部分艰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尔干半岛也进行过山地战，其中著名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塞尔维亚的莫纳斯提尔，另一次发生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边界附近陡峭的高山上。伊松佐河一线是1915年6月23日至1917年10月24日代价高昂的一场战斗的战场，最后以奥、德联军发起进攻，意军败退而告终，历史上称之为卡波雷托战役。这次伊松佐河战役的特点是炮火准备、代价高昂、推进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尔干半岛的山地作战经验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些战例而已。1941年，德国第8军团在其翻越保加利亚罗多彼山脉的进军中，曾被山上没膝的积雪和糟糕的道路所阻滞。大雾和其他险恶的天气条件阻碍了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补给活动。但是，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确有两项山地战的创举：德军第8军团在多山的克里特岛登陆时运用了空降技术，而同盟国军队则发展了适用于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法国的互相协调的有组织的山区游击战战术原则。在法国维尔科灌木丛林地带 [ 注：林恩·M·凯斯：“维尔科地区的游击队共和国”，刊登《步兵》杂志第60卷第4期29-27页，1947年4月。 ] ，德国投入22,000人同法国5,500人左右的非正规军作战。在实施对山谷地区的水平和垂直双重包围战斗时，用卡车和滑翔机运载分进合击部队的战斗得到了运用。照现在这种技术发展趋势看，在未来的山地作战中似乎很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空降装备。

第十章军事地区——特殊类型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在前一章讨论的普通类型的军事地区。所以，军事行动多发生在这类地区是十分自然的。

　　但除此而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广大环境特殊或恶劣的地区，它们从广袤的沙漠，经由青葱的热带森林，一直伸展到严寒的极地地区。冲突有时可能转向这些方向。在这些地区，特殊环境将起主导作用，在论述军事地区时应予特别注意。

　　下面几节内容从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的角度讨论一下世界上一些不太为人熟知的地区及其特征。

北极和寒冷地区

　　寒冷环境地区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40%。所谓寒冷环境是指一种满目荒凉、冰天雪地的地形，或者是一种苔原植被覆盖或者是北方针叶林(特别是泰加群落中的落叶林)覆盖的地形。这些地区不是常年冰冻，就是结冰和解冻交替着进行。所以，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50°-0°，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1°-65°。温暖的季节通常是雨季，每月平均降雨量1-3英寸。这些地区经常是满天阴云。

　　北极和寒冷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地和起伏地，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为80-320英尺，平均坡度2°-8°。每英里通常有1-2条排水沟渠。水系不规则是该地区显著的特点，湖泊、酸沼、草本沼泽和森林沼泽到处可见。

　　冰帽为着说明军事上的用途，可把寒冷地区分成冰帽、北极荒原和北方针叶林区等三个部分加以叙述。除了和平时期为了支援科学考察做过一点工作外，从军事上说对于冰帽的情况知之甚少 [ 注：先在格陵兰岛北部(森楚里营地，亦称世纪营地)接着又在南极洲(伯德考察站)，通过凿开冰雪建起了地下城。两次试验，从技术上讲都获得了成功，但在严酷的环境下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设营建站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以极高的代价一件件地运送。 ] 。那里的主要情况大概是：冬季黑暗、严寒、航行危险，保养和操作机器设备困难。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人们往往认为在冰帽作战的可行性有待论证。

　　北极荒原 在欧洲冻土荒原上遇到的最令人困扰的环境条件看来是泥泞、积雪、没有道路和登陆滩头条件差。所有这一切阻滞和妨碍了运动，再加上温度太低，更加快了体力的消耗。降雪伴着浓雾形成能见度受限的阶段。

　　在北极荒原上的军事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1918-1919年英国在拉普兰的战斗，1941年德国在摩尔曼斯克的战役，1940-1943年英国和德国袭击斯匹次卑尔根和1943年美国在阿图岛的两栖作战。英国未经任何战斗就占领了佩察莫(佩琴加)。它表明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尽管面临北极的涌潮、浓雾和严寒，仍能登上冰冷荒凉的岸滩，并生存下来。英国发展起来的由驯鹿拉着雪橇部队及其能以每天约30英里的速度运送一个机动连的做法，的确是引人注目的 [ 注：A·W·艾博特：“拉普兰 1918-1919年——英军到了北极”，刊登《陆军季刊》第84期236-243页，1962年。 ] 。

　　 1941年德国军队在实施穿越苔原地带的夏季攻势中，曾试图使用火炮、坦克和飞机。浓雾妨碍了炮火准备的瞄准，并阻止了空中支援的实施，但却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越过了开阔地。在这次攻势中，德国装甲连的坦克被苔原上的砾石磨损，致使运动受阻。这一经历表明，在不结冰的苔原地带进行越野运动，轮式车辆和履带车辆的行进都是缓慢而又困难的，同时也表明隐蔽要靠天气帮忙，而且空中支援至关重要 [ 注：亚历克斯·布鲁克：“苔原上的进攻”，刊登《军事评论》第36卷第1期98-109页，1956年4月。 ] 。

　　在苔原地区的作战中使用飞机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战斗得到证明。躲避自然灾难、避开地面侦察和防止空中袭击——这些特别需要的保护，却没有一样是地形所能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急造工事和构筑地下设施并不切实可行，一间临时营房着火便意味着居住人员的暴露或死亡。因此，在地形极为暴露的地区，后勤保障显得非常重要。

　　 1943年5月11日，美军在阿图岛(属阿留申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是在北极荒原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一次持续18天的战斗中，登陆作战的美军在15,000人以上。浓雾、狂浪、潮湿和严寒是作战的主要环境障碍。登陆作战人员中约有11%为战斗伤亡，约14%为疾病和其它非战斗损伤，如辐射伤、冻馁和战壕脚而退出战斗 [ 注：S·森恩、R·C·恩格尔曼和B·费尔柴尔德：“西半球——保卫美国及其前哨阵地”，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64年。 ] 。从在阿留申群岛具体环境下的伤亡人数来看，恶劣环境这个可怕的对手似乎不亚于敌人。

　　北方针叶林区 在几个欧洲国家寒冷的落叶林区作战，积累有不少经验。若干世纪所取得的经验表明：森林是进行伏击和奇袭的好地方，也是行动灵活自如的步兵对付处于劣势的骑马的弓箭手、骑士、卡车、火炮或坦克的好场所。在亚洲对俄国的几次入侵中，没有一次有任何迹象显示蒙古骑兵要长驱直入四季常青的西伯利原始森林。

　　直到近代，才有军队涉足北方森林，他们或者是象1870年加拿大红河远征时皇家步枪队那样，乘船沿江河湖泊的旅行；或者是象1708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那样，在俄国的森林里开辟道路。在红河远征中，一支轻步兵水陆兼程，在多伦多以西行走了1200英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依靠他的砍树队员从涅曼河到别列津纳河开辟明斯克森林的通路，全程约80英里。

　　查理十二世在俄国进行的战役也说明了北方针叶林区的严寒对部队行动的影响。他在1708-1709年冬季在西俄罗斯的经历，不亚于拿破仑在1812-1813年以及德国陆军元帅博克在1941-1942年的经历。1708-1709年，俄罗斯冬季的严寒大大削弱了瑞典军队的战斗力，致使其在普尔托瓦惨遭失败。

　　 1940-1944年在芬兰的战例很能说明在北方针叶林区现代作战的情况。这是由轻步兵、雪橇部队、马拉(或牵引)轻型火炮部队同沿道路运动实施伏击、渗透和包围的纵队一起进行的一次战争。它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算是一场坦克和火炮战。在这一战例中，似乎一直没有怎么使用飞机进行后勤、观察或战斗支援。

　　从表面上看，一个世纪来北方针叶林区的作战样式似未发生重大改变，火炮照样会在泥泞和结冰的地面上一筹莫展，车辆依然离不开道路，先遣纵队和从前一样很容易遭到伏击。这种气候恶劣、道路稀少、能见度受到限制和障碍重重的军事环境与通常的作战环境有明显差别，看来的确是一种特殊类型。

沙漠地区

　　沙漠、半沙漠和天然草地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33%，其中四分之三的面积被荒漠灌木或牧草所覆盖。一望无际、遍布沙石或沙丘的沙漠并不多见。大部分沙漠地区为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在80-320英尺和平均坡度在2°-8°的起伏地或丘陵。但是，与地面冻结的严寒地区不同，沙漠地区具有明显的碎部地形(细貌)，每英里通常有3、4条成不规则交叉状的排水沟渠。

　　沙漠地区主要是大陆内陆性气候，其特征是温差大。最热月份的平均气温可达华氏73°-79°，寒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华氏25°-50°。这里需要指出，上述气温并未反映出极端情况，在沙漠地区平均月气温在华氏15°或90°的情况并不鲜见。同样，这些地区的降水量差异也很大，而且不均匀。炎热季节通常为雨季。草原地区月平均降水量约3英寸，而荒漠地区月平均降水量不足1英寸。在凉爽干旱的月份，降水量一般少于1英寸。降水主要集中在大雷阵雨期间，积水区主要是冲沟低地，仅一次暴雨就可能占年平均降水量的一半。某一地点可能五年不下雨，然而其间突然发生的一场山洪往往能够冲毁道路、桥梁、建筑物和露营地。因此，过去指挥官命令不准在干谷或枯河床上建立营地是有充分根据的。

　　沙漠地区昼夜温差很大。由于湿度低，植被稀少，地面一到傍晚便迅速向晴空散发热量，逐渐变得凉爽，并一直保持到白天。由于这些原因，夜间进行测量工作比较容易，旅行比较舒适，甚至有些军队如以色列军队，宁可在夜间进行军事活动 [ 注：伊瓦尔·尼埃曼上校：“非正统的以色列军队”，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5卷第11期33-35页，1961年11月。 ] 。

　　美军在北非的战斗经历表明，沙漠环境给军事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地面上的沙子、飞尘、风沙、暴雨和泥泞，这些因素阻滞或干扰运动，妨碍观察，或者使军事装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轮式车辆容易陷进沙子或泥泞地，沙云影响观察，而飞沙或飞尘则会钻人各种机械设备 [ 注：R·坎贝尔：“历史档案计划”最后报告，第2部分，乔治·华盛顿大学，1957年9月。 ] 。

　　由于人们一直在干旱地区或其周围地区作战，因此时间一长，就有人冒出这样一种想法：早先的战场是一片草地或半沙漠的平原。现代的沙漠作战概念似来自下述各种战争中积累的经验：美国在阿帕切的战争；法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布尔战争和北非的战争以及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有着各种不同军事传统的人们在各自取得的经验教训中几乎没有相抵触的东西。主要的差别是在把无线电、自动运输车辆、飞机这些新的发明成果相继投入作战后所要考虑的问题有所不同。

　　直到1935年前后，沙漠战靠的是马匹、骆驼运输和对水源的控制。采用这种控制水源的方法曾最终征服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采用同样的控制水源的方法，又通过增派骑兵巡逻，使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得以控制北非的大部地区。大约在1930年，沙漠地区开始用上卡车和轻型汽车。它们主要是些轮胎压强低，车箱净空大和带有变速装置的车辆，一句话乃是“海滨四轮轻便马车”的军事变种。这些轻便汽车带来了速度和机动性，并使部队具有一定的实施突袭的潜力。它比起过去的“骆驼军” (Meharistes)是一大进步。不过沙漠战真正剧烈的变革并非是由于坦克的出现，而是由于飞机的使用。

　　随着空中监视的发展，再利用浩瀚的沙漠进行袭击和隐蔽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劳伦斯创造的著名突袭战术不大可能再获得如期的成功。因此，目前正在根据夜战、战术疏开和对空中观察进行干扰，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空中观察员通过他所观察到的部队部署情况了解到其中所包含的战术意图等实战经验，研制一套新的沙漠战作战原则。现在，沙漠不再在是匪徒或游击队的大本营，但仍然是装备精良和组织严密的军队理想的战场。不难想象，将来空降活动和空中支援将起更重要的作用。

　　英国从1941年11月1日至1943年5月9日在北非的战役是现代沙漠地区作战的佳例，正象德国和俄国从1941年7月至1944年3月在南俄罗斯的交战是现代草原地区作战的佳例一样。两次在干旱地区作战的共同特点是长驱直入，急速前进、大范围撤退以及对后勤保障系统的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些战场的作战环境似对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制约作用最小。但是北非的沙暴和尘暴会使尘沙钻进机械装置而影响驾驶。不过，也有利用尘暴的例子，如1942年6月13日，德国的一个师在尘暴的掩护下采取了规避行动。

　　摩托化部队通常喜欢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他们在沙漠地区的活动报告注意记述了对这种自由的种种限制 [ 注：R·M·P·卡弗中校：“沙漠中的窘境”，刊登《皇家装甲兵杂志》，1948年第2卷第4期，181-199；1949年第3卷第1期17-30页，第2期85-95页；1951年第5卷第2期90-98页，第3期147-155页，第4期207-215页；1952年第6卷第1期33-41页，第2期89-98页。 ] 。这些限制大部分是由飞沙走石和石质沙漠地造成的，它们不仅妨碍了车辆的运行，而且加快了车辆的磨损。

　　另一方面，沙漠地区的干谷对军事行动的障碍作用要比预计的小。在这方面，北非和南俄罗斯的情况不同，因为在俄罗斯的乌克兰平原上最突出的地形要素是雏谷和冲沟，渡河时不仅需要特别注意，而且还要准备昔日由德国人设计的那种岸至岸专用两栖装备。

　　最新的沙漠作战经验来自1948-1956年在以色列和西奈半岛的作战以及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暴动。上述两个战例的特点都是夜间进攻、渗透和快速袭击。从总体上看，两个战例充分显示了空中支援和空中监视的优越性。的确，沙漠地区作战同普通地区和寒冷地区作战有着许多微妙的差别。

湿热地区

　　湿热地区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1%。地形以丘陵为主，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高差为160-320英尺，平均坡度4°-8°。然而，热带景观具有最细密的结构，河网密集，每英里可见6-8条排水渠道。实际坡度通常也比中纬度地区和北极地区要陡。悬崖峭壁很少，但山坡为树根所固系，并受到落叶的保护，树冠密度通常为34-35度。

　　湿热地区一般气候温和，四季变化不大。月平均气温在华氏59°和80°之间。对军队来说，把有旱季的地区和无旱季的地区区别开来是很有用处的。在雨季，降水量可达6-8英寸，甚至更多。如果有旱季的话，那么缺水月份的月降水量仅有1.2英寸，甚至更少。因此，在有时干旱而长着抗旱植被的地区与没有干旱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别。热带雨林地区同比较开阔的热带森林地区也不一样。热带地区是具有很高的腐蚀生锈率的地区。如果我们承认在空气中有水分的情况下自然化学反应速度同绝对温度 [ 注：参见第2章注。 ] 的变化成正比时，那么这些地区必定是化学性质变质最厉害的地区。把这一原则应用于生物状态和湿度保持在70%的状况，我们还应把湿热地区看作是霉菌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湿热地区环境对军事行动的突出影响主要有：植被和泥浆迟滞或阻碍运动，降雨、雾气和植被影响能见度和通信，炎热和疾病损害人体健康以及物质容易腐蚀变质。另外，人员还要遭受某些地区常见病，如肠胃病(包括阿米巴痢疾)、疟疾、皮肤病 (包括轮癣和丛林过敏性溃烂)的折磨和消耗。美国第126步兵团第二营于1942年10月翻越巴布亚的欧文·斯坦利峰后，大多数人感染上了这一疾病 [ 注：塞缪尔·米加纳：“太平洋战争：在巴布亚的胜利”，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首都华盛顿美国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51年。 ] 。同样，“梅里尔突袭队”——一支由美军志愿人员组成的小分队，于1944年2月24日至6月3日在缅甸北部山区作战时，战斗伤亡为14%，但却有66%的伤亡是由于疾病，主要是阿米巴痢疾和疟疾，其次是斑疹伤寒、心理性神经病和其他疾病 [ 注：J·H·斯通：“突袭队与细菌”，刊登《步兵》杂志第64卷第3期4-11页，1949年3月。 ] 。

　　在湿热地区的作战经验，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荷兰军队支援其保护地和殖民地当局的军事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菲律宾的作战也取得了类似的经验。但是，大部分战斗都是以小分队对付非正规的武装或散兵游勇，因此，这些战斗难以与现代化战斗进行全面的比较。他们从这些战斗中得到的教益是：要特别注意遭到伏击、渗透的可能性，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大部队热带作战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怎样克服战术上的障碍，从这些共同的经验中逐渐形成一种“交互跃进”的战略，无论是两栖作战还是空降作战都是以出发基地为依托，绕过和孤立敌人的主力，然后再建立新的基地。它是前进概念在特定条件下的新发展，即通过夺取和控制在热带作战所不可缺少的要地来达成前进的目的。

　　热带地区作战总的军事特点是必须修建道路、港口、机场和补给设施，战术行进速度一般每天为3-5英里，如遇意外情况可能降至1.5英里，甚至几码。缺少方位物会使在沙漠地区按预定方向行进发生困难，一进入热带森林情况则更糟，方位物不仅少而模糊，而且在有效距离内看不到。迷路是在热带森林作战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林中密集的树冠加上空气中的水分严重影响无线电作业，热带森林实际上是最难实施指挥和控制的环境。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发生过不少诸如此类的情况：一旦巡逻队出发执行任务，主要就靠它自己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要改变任务和命令是困难的。

特种作战

　　两栖作战和空降作战在这里被列为特种作战形式，因为它们不涉及任何特定的环境类型。岸至岸两栖作战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发展起来的，尽管有人认为早先日本军队曾在南京长江上试用过这种战术。岸至岸两栖作战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小型登陆艇，海军炮火支援或特种货物装载。它们大多是在北海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温和湿润的地区通过渡河作业演练岸至岸两栖作战。

　　在北极、温带沙漠和湿热环境下进行过包括编组的入侵舰队在内的舰至岸登陆作战。从滩头的地形特征看，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滩头背后的阶地至少有20英尺高。它反映了在地质构造上近代世界范围海平面的波动情况。北极地区，一般为石质滩头，登陆受潮差的影响很大。热带地区的滩头通常为高阶地，迎面是陡岬，在水浅流急的地区多珊瑚礁。

　　两栖登陆地点的选择取决于下列条件：有巧合的足以抵御风浪的锚地；滩头的长度，足以使多艘舰只冲上海滩；有合适的坡度，能够放置舰船靠岸跳板。最重要的是滩头要有足够的出海口，以便卸载的人员和物资装备能迅速离开。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新几内亚岛霍兰迪亚的登陆作战由于滩头只有一个出口，因此造成车辆、人员的拥挤不堪。

　　空降作战在各种环境下均可实施。除了依靠飞机执行战略任务外，现在似乎可能越来越依靠飞机实施监视、地面战斗支援和补给。空战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异一方面与地面设施的转运状况有关，关于这方面的因素前面已作过叙述；另一方面，同飞行条件也有关系。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14空军联队从印度到中国，中间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之颠飞行”，就要特别注意高山障碍。另一方面因素是天候条件。北极和近北极地区，一般云层很低，例如在阿留申群岛的作战就因为乌云压顶妨碍了空中支援行动。在沙漠地区，尘暴和阴霾影响观察。在湿热地区，频繁的雷暴雨是飞行的大敌，而暴风雨却有助于隐蔽地面的战术运动。因此，飞行条件的好坏，云量多少，碰上暴风雨的机会，世界各个地区是不尽相同的。

　　海军作战的战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公海，另一类是海岸地带和受限水域。依据出现大雾、暴风雨、飓风或浮冰的频繁程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样，在摩尔曼斯克海面同在地中海的海面上执行护航任务，情况就多少有点不同。

　　尽管在公海上作战能提供更多的机动自由，例如20世纪进行的日德兰半岛、福克兰群岛、中途岛和珊瑚海海战就是如此；然而绝大多数的大型海战是发生在靠近海岸的受限水域。后一种情况的战例很多，譬如特拉法尔加海战，圣地亚哥海战，或者是发生在海峡的对马海战，望加锡海战和苏里高海战等。为此，应该更重视海军行动涉及的瓶颈地段或海峡。

　　在内河水域作战不宜使用绝大多数现代化重型装备。其机动动作包括突破、巡逻和对沿岸入口、海湾、河流的控制。美国国内战争期间，在密西西比河上使用炮舰的海军开创了这种作战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伊位克使用江河炮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长江上使用巡逻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战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海军活动类型，适用于保护内河和沿海航运以及同游击队和海盗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东南亚的反暴乱活动更显示了它的作用。

　　民政部门的工作和民事问题的处理，各地不尽相同，并不完全按照作战那一套做法。处理这类问题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状况、人口密度和土地占有形式而定。管理习惯于接受有高度组织的政府领导的有文化的居民，例如管理西欧的居民比管理经济相对落后的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居民就是两回事。在民事工作中管理基本上集中居住在绿洲城镇的居民，同管理分布在有限的通航河段沿岸处于高度分散的村寨居民，也是两回事。所以各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系统、文化习俗、政府结构以及公认的法律原则，随着社会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这些原因，列为开展民事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军事地区不应同执行战术任务的军事地区要求完全一致。军事地区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事物。军事地区如能满足一种特定的需要，那么它就最有用处。

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军事行动的条件，世界各地千差万别。不但选择最佳的战术原则要因地而异，而且某些类型的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因地而异。因此可以设想，最理想的部队结构，在诸多的因素中将主要取决于该部队奉命进行作战地区的环境条件。因此，军事训练的要求也应以战场所在地区的环境而定。

　　因为军事组织的理想与否可能取决于环境条件，而且作战效率和成败也可能取决于环境条件，所以人们可以设想，优选的作战物资的战术技术性能会随战场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潜在的战斗环境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作战物资的采购和分配上，而且也反映在对新型装备的设计要求上。

　　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类型的地方组成的，认识这一事实将会受益非浅。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55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

第八章现代技术的影响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范围。这门学科中的某些抽象概念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不失其价值，但是大部分是从整体环境条件，当时的技术能力和应予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体现其现实意义的。既然这样，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就要基于现实的技术能力，并随其变化而变化。

　　大部分技术改进的目标都包含着要消除地理障碍和地理制约。从通信技术方面的进步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地理因素是如何跟着发生变化的，只要信使仍然是骑马传递信息，则通信联络中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有没有足够的接替马匹，有没有合理间隔的驿站和有没有易行和安全的驿道。今天，地理因素影响简报文电传送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了，传送距离由于有了无线电和无线电中继站而大为缩短。更快的速度使马匹和驿道成为过时的东西，然而却为窃听提供了方便。

　　然而，继通信技术的进步而来的必然是收、发双方都拥有先进的设备并掌握操作和维修这些设备所需的专门技术。因此，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在新项目上，而且意味着有关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普遍提高。因为这种技术的优势表现在缩短距离上，所以也就由新的障碍性地理因素代替了旧的障碍性地理因素。太阳黑子和电暴能干扰无线电的传输，以前从未听说的一些影响因素，如干涉、越程、电离层干扰和人为干扰等，现在都一一出台了。中继站用以取代马匹和骑手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但代之而起的是需要估计无线电路和无线电台的通达性，估计通信量，合理地制定播发时间表以及配置专用的识别频率和波长范围。

　　技术进步改变了军事上对地区、地点或环境评价的基础。它大大增加了对地区分析起重要作用的地理因素的数量。技术进步意味着军事活动日益复杂化，并对速度、数量和距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价军事上重要的地理因素不再象过去那样完全囿于地形、海况和天候。

　　关于怎样判断多年来军事地理学方面的变化程度，以下七顶发明或重大改进有助于说明一定的问题：

　　 1．无线电通信和有线电通信。

　　 2．内燃机和蒸汽机。

　　 3．汽车和轮船。

　　 4．飞机。

　　 5．传感器和火控系统。

　　 6．遥测和制导系统。

　　 7．高爆(烈性)炸药和核武器。

　　上述这些技术进展表明：利用它们，特别是在与它们的许多分支及细类一道来观察问题时，对重新确定军事地理学中的一些因素的意义是非常有效的。

机动性和通达性

　　陆地运动 军事技术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高速车辆和其他陆上交通手段取得的进展(见图6：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它们大大减少了部队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并且扩大了活动半径。大约间隔一个世纪之久的两起事件反映了与陆地运动有关的这一变化。

图6 战斗性能诸元中某些变化趋向示意图

　　 1813年8月26日，拿破仑命令其部队急速向德累斯顿运动，整个部队越野行军，72小时走了90英里路程。这次行动的平均速度是每天30英里或每小时1.2英里。一个世纪以后，1918年6月2日美国远征军在法国蒙特勒伊附近参加埃纳防御战时，曾派出一支由卡车组成的辎重队到45英里外的后方基地装运弹药。卡车来回共用了13小时，行程90英里，平均每小时6.9英里。

　　此后，军队运动能力不断提高的势头有增无减。1944年在德军发动的突围之役中，美国第3集团军对德国进攻迅速作出反应，以一天行程140英里(途中每小时13.8英里)的速度奔赴作战现场。从技术观点看，如果不跟整个部队运动的巨大规模相比，这些速度不足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运动速度的不断提高主要是用来说明军队的组织能力和利用技术成果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趋势 [ 注：保罗·丁·米勒少校：“步兵徒步的机动性”，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8期58-64页，1949年11月。查尔斯·K·尼科尔斯上尉：“核战争条件下的后勤机动”，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6期11-21页。1960年9月。 ] 。这类例子与现代速度两相对照足以论证如下问题：陆上机动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基于卓有成效的军队组织和指挥。

　　地面车辆机动性提高的一个方面是让改进后的车辆能最有效地在铺装路面，尤其是道路和铁路上行驶。日益先进的设计反过来又提高了道路网和道路建设的重要性。

　　由于上述各种趋势发展的结果，道路运动和越野运动的速度差已增大，地图在表示各地行车需用时间方面的作用已缩小。技术现代化的结果是以增加维修与支援费用和丧失战术灵活性为代价来换取速度和载货量的。

　　水上运动 水上运输工具经过改进取得的效果同陆上运输工具十分相似。速度、容量、巡航半径和武器射程都以惊人的速度改进了，不过是在忽视吃水深度和转弯半径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进步自行减少了作战必需的前进补给基地的数目，因此加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往日对布点很密的供煤站和干船坞设施的依赖也随着巡航半径的扩大而减少了。

　　这些技术上的进展还意味着许多港湾和锚地由于水浅无法再继续使用。因此，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许多海湾或滨海城镇已不再履行其海港的职能。这样，内河、沿海和其他浅水或受限水域的侦察和巡逻就必须使用专门的船只。在地面作战的装备日益复杂化和重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货船的吃水深度也趋向于不断加大。这一技术发展意味着为有效地实施舰至岸登陆作战也需要专门设计的舰船，过去不必区分水文条件，现在在对港湾、锚地、沿海地带和登陆滩头进行地理分析和评价时，则必须区分水文条件。

　　空中机动 飞机总的发展趋向也是以加大油耗、限制飞行仰角、减低滞空能力和缩小起、落场地的选择范围为代价换取速度、活动半径、火力和载重量的提高的。

　　现在似乎趋向于建立间隔距离更大的相互支援的基地。在大约60年的时间里，有人驾驶飞机的时速已达2000英里以上，而无人操纵的惯性制导飞行器(导弹)的性能还要好得多。由于时速为2000英里，而且仅有几分钟的在空中标定方位的时间，故这些飞行器只能针对发射(或起飞)机场有效距离内的目标。从地理角度看，这类高速飞机能迅速到达目标区上空位置，但要停在那儿或者着陆就成了难题。而且，现在从一个着陆地到附近的一个地点所需的时间，同飞越一个洲所需的时间一样长。

　　上述的技术进步已赋予通达性以新的含义。技术成果还在不断涌现，我们正处于实现更大技术突破的起跑线上，如目前就正致力于完善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起降飞机。当前，直升机和“丛林”式飞机的研制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些技术的应用情况。

　　这类众所公认的飞机，尽管在速度、承载能力、飞行成本和运用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们能够飞抵高速喷气机无法起降的地点。

　　近来在技术发展项目中又增加了导弹和卫星两项。它们的地理含义目前尚难明确，但这些装备所使用的基地似会更少，基地间的距离似会更大，并且地面的天候条件会影响基地位置选择。

　　总之，技术进步对军事机动的实际影响在于它改善了运输系统在不断缩小的地表面的一角的作战效能。车辆、飞机和船舶设计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朝着日益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其结果是运输设备中的这种或那种设备可能受阻的地区增加了，而便于现代化运输设备进入的地区却减少了。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合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山区作战时，用的是兽力运输工具 [ 注：中国人在北朝鲜作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俄国人在俄罗斯南部地区以及古巴卡斯特罗的部队都采用了兽力驮运的方式。 ] 。然而到1950年，西方许多国家军队中已不再采用这种做法，而在朝鲜的山地作战中则相应地依靠装备有“A”型背架的人。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区别机动性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运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武器

　　单兵武器 同运动速度的提高相适应，武器性能的改进速度也是惊人的。第一个趋向是降低了对武器技术熟练程度的要求，其次是以密集射击取代瞄准射击。这两种趋向表明，为了充分发扬火力所需进行的训练少了，但军纪则更严明。

　　现以英国为例来说明这些变化的趋向。大约在十七世纪，英国使用弓箭，有效射程200多码，后来使用火绳钩枪和滑膛枪，有效射程仅为50至100码。十八世纪末线膛枪的发展使射程和命中精度都有了提高。十九世纪期间，单兵武器的射程逐渐增加。据报道，约翰·布郎曾于1858年使用滑膛枪在400至500码的距离上设伏。在堪萨斯的“边界战争”中，一支100人的先遣小分队遭到4支步枪外加4个装填手的袭击，伤亡20% [ 注：H·J·布兰克：《火炮百年史》，英国(伦敦)约翰·布兰克父子出版公司，1909年。H·C·B·罗杰斯上校：《英国士兵的武器》，英国(伦敦)西利服务与出版公司，1960年。 ] 。十九世纪末，步兵的步枪的有效射程已接近或超过用肉眼瞄准小目标的最远距离。

　　越来越多地采用密集射击促使射速相应提高。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滑膛枪的射速每分钟可达2、3发子弹。人员密集和排枪射击可以收到密集射击的效果。密集战术一直使用到精密自动武器和轻型火炮的出现，此后就不一定也没有必要实施密集战术了。 [ 注：费迪南德·奥托·米克斯切：“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刊登《军事评论》第39卷第2期3-8页，1959年5月。 ]

　　今天，以单兵机枪为例，苏联的杰格加寥夫12.7型轻机枪，据称射速已达每分钟575发，射程在2000码以上。

　　火炮火炮的演变沿袭了单兵武器的模式。加农炮取代了投石器和弩炮，尽管这些机械装置在当时更加准确。长期以来的总趋势是以准确性为代价不断增大射程和射速。历史上有些例子反映了这种漫长的发展历程。1776年，英国有了前装炮，发射2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可达1300码，横向偏差仅有2英尺。1854年，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人卡瓦利少校有了一门后膛炮，发射30磅重的膛线炮弹，射程逾5000码，横向偏差不足16英尺 [ 注：莫顿·博登：“恩格斯论膛线炮”，刊登《军事杂志》第21期第2部分75-77页，1957年夏季。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德国用“贝尔塔巨炮” [ 译者注：德国为炮击巴黎而特制的四门远射程巨炮。口径381毫米，射程约122公里。克虏伯公司生产，以该公司总经理的夫人名字命名。 ] 炮击巴黎，距离约37000码，但准确度不高。今天，同炮弹差不多大小的火箭，其最大射程可达1500英里。较大型的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超过5000英里。

　　炮弹射速和爆炸半径的增大，增强了炮兵的火力。半径变化的总情况是，最先是十五世纪投掷直径为几英寸的石块，到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的榴霰弹片，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爆炸，作用半径达到了数英里。从地理角度看，这些技术上的进展使得潜在的目标不得不广为疏开，并促使“扩大的战场”的形成。

　　目标捕捉和投射 已经扩大的活动范围由于目标捕捉系统和装置的改进又进一步扩大。不断改进的传感器和测高仪的工艺水平也有重大进展。一般说来，这些仪器设备的性能并不稳定，而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功能更好一些。树冠、大气中的湿气、电暴或电磁暴共同形成了一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不可想象的传感效应地理学。

　　投射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了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依然如故。一方面，作为向敌人实施人工投射的运载工具，坦克和飞机取代了马匹、骆驼和大象，爆炸装药取代了弓弩的机械力，同时炸药的威力也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投放爆破包或爆破筒并不比吊装攻城用炸药包高明多少，而扔手榴弹或许同古人猛掷石块并无二致。

　　在技术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射程、射速、作用半径、投射方式和传感装置等因素共同形成了改进的武器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折衷的产物。在取得实际的战斗效能方面，装甲车部分地为速度所抵销，武器装备部分地为机动性所抵销。

　　作为这样一种折衷的结果，每种武器系统似均有其独特的作战性能地理学。在一些地区，自然现象阻碍武器系统的顺利运用；在另一些地区，季节性因素可能在一年部分时间内影响其效能；而在有些地区，则不能指望它比其他较陈旧的或不够先进的武器系统拥有任何真正的优势。先进技术的优越性因环境而异，有时差别是很明显的。

通信和控制

　　通信同所有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相比，通信方面取得的技术进展归根结蒂似会对战略和战术的改变有着最大的影响，通信速度的提高和可靠性的加强意味着能有效地指挥较大规模的部队并能在较大范围内保障指挥和支援战役的实施。

　　通信的速度和距离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后迅速得到提高。而在此之前，则由信使负责传送，当时的传送系统主要依靠建筑、维修和保护道路及操纵传送站来提高效率。十八世纪末叶西欧建起了供传送信号用的信号塔中转系统，那时通信才算真正有了改进。随着有线电报系统和尔后的电话的发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无线电传送系统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最初的优点是不受固定的有线台站的束缚。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射机的功率才在传输距离和速度上超过有线电中继站。近来研制成功的卫星中继系统为在世界范围进行瞬间通信提供了可能。现在展望卫星通信的未来发展似乎很可能是改进通信的可靠性，增加能够调度利用的通信量，改进信息传输的使用方法和组织有效的指挥。

　　指挥和控制 改进通信技术对不断扩大军事组织和战场规模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今天任何人还试图象拿破仑那样，站在一座山头上进行作战指挥，是毫无意义的，战斗情报中心已取代了纳尔逊勋爵的小望远镜。集团军、舰队和作战的规模已逐渐超出个人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范围。大的司令部只能通过通信中心去行使指挥权。

　　军事组织规模的变化和军队指挥能力的逐步提高，通过在大的会战中双方参战人数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双方参战人数约77000人；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会战(三帝之战)，参战人数约151000人；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参战人数约463000人；1905年的沈阳会战，参战人数约601000人；而到1945年的鲁尔战役，参战人数约800000人。

　　攻方投入兵力的战区范围长期来也有扩大的趋势。进攻的战线长度说明了交战范围的不断扩大。1066年的哈斯丁斯战役，正面为800码；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正面为0.7英里；1631年的布来登菲尔德战役，正面为2英里；1704年的布伦海姆战役，正面为5.5英里；1942年的阿拉曼之战，正面为40英里；而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正面延伸80英里。因此，战场范围，实际上是作战范围，看来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或许可能是技术进步带来战场面积和参战兵力的增长。

后勤系统

　　后勤系统技术上的改进是从标志着民用工业进步的改革开始的，在这一方面显然需要对地理条件进行重新评价。这些发展情况可以用“趋势”一词来表达，在美国直到今天似乎仍方兴未艾。在这些现代的技术革新措施中，首要的趋势是动力代替劳力，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第二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业组织的发展变化，包括生产集中、工厂专业化、纵向联合和产品标准化。特别重要的是工业组织一般要与提高管理效益挂钩。这里提到的管理通常包括提高生产速度(含自动化)以及改进质量检查制度、会计核算、业务管理、包装和交货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同上述有关的各种原因，工业部门要以快速而周密的计划推进小型、轻型、优选定型的产品生产，接着是向顾客运货，包括一个利用卡车和飞机的现货交付系统，尽量不采用让顾客向各个分散仓库提货的方式。

　　这样，技术上的变革便对后勤地理学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得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工业布局和工业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要更加注意标准产品的替代来源，更要特别注意交通运输。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目前的注意力从过去同军事地理学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课题，如补给仓库的分布和铁路地理等转移开。

总的趋势

　　战斗性能 以先进技术作后盾的战争，从广义上来说，是朝着提高运动速度和提高运动路线选择能力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优选的方向上，沿着优选的路线运动或者优选的时间采取行动，那么反应速度、运动半径和运动速度等都会迅速提高。而在其他不太理想的条件下运动或行动，则可能收效甚微。

　　提高运动的速度和扩大运动的半径将会提高侦察和袭击能力。但是这种倾向未必意味着具有持续的作战能力。因此可以在远离机场的地方发起空袭，而且在不实施登陆的情况下对荒凉的海滨进行炮击。

　　现在，战斗范围已远远超出步兵武器的射程，从容易遭到陆基和舰基炮兵攻击或空中轰炸的情况看，事实上已不存在什么后方地域，甚至也不存在所谓大后方了。这种易遭攻击的弱点，加上破坏半径扩大(单门或多门火炮炮击都如此)便产生既要进行战略疏开又要在战术上疏开配置兵力的趋向。这样的疏开配置的趋向和机动性不断提高相结合，就导致战场面积或战役行动范围的迅速扩大。

　　炮兵攻击火力向后方延伸，对民防的需要增大，以及短期或长期的动员水准的提高共同导致平民和军人之间差别日益缩小。平民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战争。

　　地理要素的意义 技术引起的各种问题有待地理学作出回答，同样的地理观察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海湾，一度是海盗的藏身之地，现在对于吃水深的海军舰只已用处不大。广袤荒芜的沙漠，曾是流窜匪帮的隐蔽所，现在已很难避开飞机的侦察。对摩托化部队和空军部队来说，铁路枢纽和编组场可能不大重要，但空降地域、机场和铺装公路对它们却极为重要。技术进步推动民用部门紧密地同部队联系。这种联系促使军方人员更加关心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现代技术扩大和重新确定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重点，进一步密切了地理同军事之间的关系。

　　由于技术对作战实施起关键作用的要素的影响，决定某些地点被选定为目标的因素通常要随着改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约克敦进行的两次战斗(1781年和1861年)是出于两种显然不同的原因。在第一次约克敦围城战中 [ 译者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 ，英国的康沃奥利斯将军选择了一块靠水的高地，因为建在那儿的防御工事能保持部队互相支援，或可由其海上船队接应。在第二次约克敦之战 [ 译者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 中，约克敦处于门罗堡和威廉斯堡之间通道的要冲，通道并未被河谷拦腰切断。双方交战时，南部同盟军重新占领了北部联邦军的土木工事，但把它们改成相反的方向。威胁和虏掠不再被看作是体面的军事目标。居民点只能是一项义务，运输设施只能是一种历史遗物。地形可能不能提供想象的或期望的保护作用。预期的优势可能会因对方使用一种独特适用的武器而丧失。

　　障碍物和威慑力量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付骑兵的尖桩用来对付坦克就无济于事；防坦克的障碍物——龙牙——显然对飞机没有什么作用，而使飞机无法起飞的暴风，对步兵行进的影响则不大。这些例子反映出在军事科学中绝对的东西是不多见的，判释地理要素亦很少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不管发明的成果怎么样，目前作为障碍物存在的一些地方将永远是障碍物。今天要提出迦太基、尼尼微、吴哥窟或奇琴伊察很可能成为重要军事目标的论据，肯定是困难的。

　　新的技术进展要求更重视内地和后方地域，并在军事科学中更广泛地考虑民事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上，已经把人文地理学的大部分内容纳入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并要求人文地理学家更重视军事地理学的发展。

　　战争的规模影响着军事地理学所要提出研究的各类问题。从暴乱到核浩劫的一系列问题均应精心研究，并应寻求在每一种可能条件下利用地理学科的最好方法。那时人们也许可以祈祷这些可怕的事情一件也不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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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第七章民事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在任何一个居民区进行军事行动或者是在处理冲突的余殃中，参与的军队都要——通常十分直接地——同平民接触。在战争的逼迫下，这种交往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是极度紧张的。各种各样的接触，从影响政治控制的总体政策，具体到军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人问题，无不深入现有的生活模式。有时，这些接触可能严重扰乱本来纯属日常的活动。而且，接触的范围可能相当大，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如同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期间那样。这种关系与军事地理学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应认真慎重地对待。

　　在军队和平民接触的各种类型中，有几种较为突出，即：人口管制、同平民交往、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对军事组织的政治控制以及公众关系。这些事情，因为不论是接触的特点，还是发生问题的独特性质，都是基于或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当时形势的某些事实，所以将其归入地理范围加以论述。这里提到的事实可以采用地区的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加以阐述。

　　民事接触 凡处于下列四种基本情况中的一种，就有必要进行民事接触。这四种情况是(1)驻防状态；(2)和平过境；(3)军事占领；(4)作战。

　　一支部队驻守本国，周围是友好的居民，这是最常见的驻防状态。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基本上可以从它对当地经济的需求及其可以施加于当地的政治或社会影响中反映出来。大量短假外出的军人和日常的营区训练活动会对商业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造成冲击。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波士顿港附近的海防炮在准备进行实弹射击时，曾及时通知附近的居民打开窗户，以防冲击波震坏玻璃。使用弗吉尼亚州达尔格伦河下游靶场，就需要确保河上没有迷航的船只。近期以来军用机场引起的问题日益增多。据报导，过去有些机场曾搅得母鸡不生蛋，奶牛不产奶。今天，喷气机低空飞行的噪声及随之产生的震动，造成的问题更多，波及的范围更大，诸如损坏建筑物结构，破坏心理平衡，降低房地产的使用价值等 [ 注：E·F·范莱厄尔·里宾克海军少校：“社区规划和海军航空站”，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8卷第5期541-547页，1955年5月。 ] 。一方面，重型军事装备损坏公共道路设施，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于找到进行演习的场地，而且演习造成的破坏代价日益成为军训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句话，军民关系是导致文化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与共同敌人的冲突中，部队都可能驻扎在友好国家或盟国的一个指定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如果驻扎时间长的话，可能对本国经济的消耗过大。在异国一下子涌入大批陌生人能使当地人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概念发生变化。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在不损害受援国利益的情况下，成功地遂行军事行动。如果外来的部队明显地比较富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那么这种影响可能更大。1943-1944年发生在马努斯岛 [ 译者注：属巴布亚新几内亚 ] 的情况是造成这种影响最极端的例子。当时，那里是实物经济，后来被沿海居民制作纪念品的需求而搞乱了。因为这些人从捕鱼转为制作纪念品，故当地以物易物的贸易受到破坏，内地的居民也就蒙受缺乏蛋白之苦。类似的影响还使得新几内亚岛的“货物崇拜”宗教运动在战后有了发展，当地居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为他们准备的一艘满载各种货物的轮船将会到达，从此所有的人将过舒适的生活。如果一支军队能够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施加影响，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对人的思想寄托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现在讲同上述前提不一样的情况，即部队可能处于一种征服的局面，需要对一敌对地区进行军事占领。近年来，军事占领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它逐步强调把被征服人民纳入一种太太平平的民族社会，以此为目标赢得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恢复民事组织和活动以及进一步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过程需要把军政府、民事活动，甚至包括反暴乱组织在内的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人类的天性不时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这方面，在两部战后的小说和同名电影《给亚达诺镇的钟》和《八月月光茶馆》 [ 注：小维恩·斯奈德：《八月月光茶馆》(美国纽约G·P·普特南父子出版公司，1951年)和约翰·R·赫西：《给亚达诺镇的钟》(美国纽约艾尔弗里德·A·诺夫出版公司，1945年)。 ] 中有精彩的描写。关系处理得不当就可能使一个社会完全解体，就如同1942-1943年德国在苏联白俄罗斯遇到的情况那样 [ 注：威廉·A·伯克上校：“毫无士气的游击队——白俄罗斯游击队员”，刊登《军事评论》第41卷第9期64-71页，1961年9月。 ] 。那里的平民和获释的战俘逃进森林和沼泽地，以免再次成为战俘营的俘虏或被抓而服苦役。他们慢慢变成了土匪和游击队。

　　作战期间进行民事活动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尤其要接触的是敌方平民时，任务就更艰巨。这时首先要注意战术方面的问题，然而战术运用不当所造成的影响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谢尔曼将军在1864-1865年向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进军酿成的苦酒遗害了几代人。一般说来，作战方面的民事直接影响着民防，其中搞好福利事业和妥善处理难民尤为重要，而且可能出现非正规行动和暴乱。过去在战术上利用难民削弱敌人的机动性，鼓励平民狙击敌人，可以作为例证。不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分开，会使这类问题进一步恶化。

　　部队处理与周围平民的关系，其作用同处理与友方人民的关系，处理军政府(或民事)、民防、民事活动和反暴乱等问题同等重要。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有这样几种风险：结盟关系可能转而紧张，间接施加政治压力进行报复，甚至军事预算受到不利影响。指挥官本人可能蒙受涉及个人的损失，包括由于进行非战斗行动而丢掉专业。这种关系往往会把要处理的问题简单化，不经过议会讨论或外交通信程序就执行任务，而同时又保持适当的道义上责任。这些问题使得驻冰岛、英国、意大利、韩国、巴拿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基地主管当局感到困扰不安 [ 注：肯尼思·萨姆斯就美国最近发生的事记述了这个问题：“何时会发生在罗马”，刊登《空军》杂志第38卷第3期50和53页，1955年3月。 ] 。话说得可能过于简单化一点，也许可以把这些问题同文化观念冲突(包括精神、价值、目标)、通信效率方面的困难(既有语言上、也有哲学上的)以及对现用物资和服务设施需求上的矛盾等方面联系起来看，因此，也许这么说是自相矛盾，军事指挥官们发现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能导致战略上失败的哲学对抗。

　　经济影响 这一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导致军用和民用经济部门竞相争夺有限的货物和服务设施。军队介入一地区会促使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公共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会趋于紧张，对维修的需求加速增长。1955-1961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次茅斯修建皮斯空军基地时，就使该地人口增加约2000人，住户数增加30%，借贷和抵押增加50%。人口的激增给公共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有32%在校儿童的就业父母是在空军基地工作，新建的空军基地要消耗该市供水量的20%。 [ 注：路易·C·佩尔蒂尔：“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刊登《密苏里河流域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第8届年会会报》第31-37页，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61年9月。 ]

　　造成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是另一个严重问题。对文化娱乐设施和奢侈品的需求会不均衡地增长。警察占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男性对女性、年青人对老年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一个“新兴城市”的这些特点，加之军事设施的建立，往往给农村增添一种繁荣兴旺的气氛。

　　在任何地区考察军民之间的竞争，都要涉及对当地资源存量、社会和经济弹性以及因军队进驻造成经济影响后有多大承受能力的估计。军队不仅要进驻一些地方，也要撤离。有时他们走后留下的是一处破败混乱的社区，有时则是一座被遗弃的乡镇。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作为军需工业中心曾盛极一时，1940年至1942年间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人数从1500人增至45000人。到1947年就业人员则减少到5000人左右。1961年，美国纽约州陆木市在陆木空军物资署撤销后，估计就业人数下降了19%，实际购买力下降22%，教堂收入下降18%。由此造成了不知有多大规模的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其中仅多余的公共设施和住房就价值8300万美元。

　　社会和政治影响 部队的进驻，给社会和政治方面能造成同样的严重后果。军民之间在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上的任何差异都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实质性的分歧能造成社会动荡，难以收拾。社会道德标准会被破坏，政治平衡会被打乱。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表明：一种普遍的趋势似乎是继外国军队的占领而来的是一场社会或政治的大动荡。1945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都出现过这种事态，继占领而来的是革命，最后又恢复到占领前的政治地位。十九世纪拿破仑征服后的欧洲的形势跟上述混乱岁月的形势相比，可谓难分伯仲。

　　由于存在着这些潜在的和深远的变革影响，己方军队必须注意把其存在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军政府

　　在占领区管理军政府仅在本世纪才被认为是一项特殊的军事任务。从总体上看，军政府的职权范围扩及政府的所有职能，就这点来说，在它有效处理国家、省和市政事务的所有范围内大致都存在着地理方面的问题。然而，因为民政机构通常要介入近期发生战事的现场，所以福利和经济恢复，自然环境改造和维修，卫生、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的政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应予重视。

　　军政府地理学，看来大体上是研究政府结构，同时分析这些结构如何因地而异以及不同的人对其政府的期望。有些人要求政府照顾；有些人积极参加政府的工作；有些人只是从税收和国家警察的方面看待政府，还有一些人跟任何政府都不太相干。民事地理学中有一部分是着重研究个人同其政府的关系怎样和如何因地而异。间接的研究内容包括地区之间在公民的互相责任感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方面，从中东一些国家的政府结构可以看出，它们受到了历史渊源的影响，也受到了曾过问其政府组成和功能的一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尽管塞浦路斯、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 投笔从戎注：指当时纳塞尔领导下短暂合并的埃及和叙利亚。 ] 彼此相距很近，然而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上述这些有点难以捉摸的问题外，军政府地理学还同资源盘存以及估计组织体制和机构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有关。通过此类问题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预先提出尚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些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这种处理民事问题的方法，着重探索军政府的结构和哲学思想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有益的改革，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民防

　　民防的中心任务是在敌进攻时和进攻之后的一段时期，处理好军民关系。同民事情况一样，民防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涉及对形势估计、资源盘存、特殊需要预测以及行动日程安排。为方便起见，可把民防分为制定战略计划、进攻之前的行动、回击和进攻后活动四个阶段加以论述。

　　进攻前行动 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敌进攻前最先采取的一项行动，其内容包括：物资储备、工业疏散、建筑物的加固和保护以及远在敌进攻前从可能的受攻击的目标区后送居民。民防战略计划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有：可用资源准备、遭敌攻击爆燃情况分析、传染病威胁程度估计、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效能评估，以及加固地或疏散地的识别。此外，还涉及“瞄准区原则”，该原则确定一定数量或当量的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地区。如果靠近一个更为重要的潜在目标，则需确定一个补充的易受攻击性的原则，根据上述这些原则，就有可能建立起目标地理学，用以协助评估易受攻击性以及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物资，从而减少损失。 [ 注：R·E·莱普：“原子弹爆炸——对美国城市的影响”，刊登《原子能科学家公报》第4期48-54页，1948年2月。 ]

　　因此，目标地理学有助于减少城市地区遭到攻击时的损失。城市地区易受攻击的弱点可以通过增加攻击可能面临的危险，缩小目标的重要性和更有效地对目标本身进行防护等措施加以弥补。这样，在防御力量加强的情况下，采取疏散或更换目标的办法，使其没有什么攻击的价值，或者是采取构筑能抵抗攻击的地下目标工事——如瑞典的海军设施——的办法，来减少城市遭到攻击的机会和损失。瑞典通过凿通岩石，开辟地下隧道，建起数以百计的地下设施。这些地下掩蔽部是用来设置军事设施、船坞、医院、工厂、发电厂和大批居民住宅的。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雷蒙德撰写的文章。 [ 注：G·A·雷蒙德海军少校：“瑞典的工事构筑”，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223-1225页，1954年11月。 ]

　　其他的进攻前行动还包括掩蔽部的定位，建立警戒、救援和损害控制系统以及在敌行将发起进攻前制定战术撤离计划。这后一项行动又包括撤离路线和接收难民场所的选定。在这些行动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主要是计划的拟定，特别要注意掩蔽部或物资储备地以及运动路线分布，以便它们能提供最佳的通达性，并把受敌攻击的可能性减到最小程度。

　　进攻和恢复 民防中进攻状态地理学是一种微观地理学，主要研究在一个市区范围内诸如掩蔽部、消防站、前线急救站和通信中心等要点的分布。除了建立这种安全设施网外，还必须配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路线。这样，在一条或多条通向安全地带的路线被封锁或阻塞时，备用路线将发挥重要作用。民防中的进攻性活动主要是构筑掩蔽部、救援和后送居民、损坏控制和通信联络。

　　进攻后活动 民防中进攻后活动包括：毁坏情况估计、恢复和重建、保健和福利以及补给。这些活动的开展取决于资源的留存情况及对存有可用资源的地点和把可用资源运至目的地的运输路线或系统的鉴别。

民事活动

　　把“民事活动”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提出并且列为军队的一项正式任务，似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但是，民事活动作为一种军事豪侠行为和纳入战争终极目的的一项行动，则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的早期世纪。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的好处以及需要减少会使战争延长的恐惧和压力，长期以来是众所公认的。罗马为解决与迦太基矛盾采用反复交战 [ 译者注：指三次布匿战争 ] 的破坏性方式早已为更有利的解决方式所取代。民事活动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解决布匿战争问题的方式。

　　民事活动主要指由军队为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从事的各种非军事活动。1950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进行的此类活动，颇能说明它的作用。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开展民事活动的计划最早是1956年由巴拉迪耶尔将军发起的。据里格上校记载，巴拉迪耶尔将军曾建议利用法国军队去组织村社，提供各种服务，改善生活条件，最终目的是改善土兵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提高军队的士气，并在全国的各个基层树立起军队的威望。随后，法国军队便抽人去建校办学，修建桥梁和灌溉设施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等。 [ 注：罗伯特·B·里格上校：《微光初露的战争》，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8期28-32页，1960年11月。 ]

　　把阿尔及利亚民事活动的方法与菲律宾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应怎样改变民事活动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当时特别需要加强司法系统，该任务已胜利完成。菲律宾军队还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经济开发、卫生保健和交通运输等项工作。 [ 注：B·T·巴肖尔上尉：“有限战争的双重战略”，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2期46-62页，1960年5月。 ]

　　军队民事活动的概念同开展社会经济战，即从事一项援助计划方方面面的工作是一致的。其广泛的活动范围包括：修建道路和铁路系统，训练并提供教师，建立学校，从事或资助工农业项目研究，稳定货币并促进信贷，建设公用系统和水坝，改善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并开展保健服务，改进通信设备以及加强司法系统等等。事实上，对上述各项活动似乎没有真正的或必然的内在限制，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一系列的民事活动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军事家长式统治结构的手段。如果军队把从事这种活动变成专业，那么从地理角度估计形势和判断战略情报，将需要更多地注意社会和经济部门。

反暴乱

　　上面所论述的涉及军事问题的一般地区的地理应用总原则也适用于反暴乱问题。而且，利害冲突的地理分析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也适用。反暴乱问题的部分内容是预测暴乱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并估计反暴乱活动的未来需要。地理评估方法有助于估计暴乱最可能采用的形式和在特定地点发起叛乱可能具有的有利条件。

　　暴乱活动大体可分三类：宫廷政变，游击队活动和地下秘密活动。宫廷政变的特点是采用政变或其他短暂的行动突然接管政府，其波及范围主要局限于首都地区。当一国的边远地区在国家事务中仅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而首都或一个小集团却执掌国家大权时，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963年有7个国家，即伊拉克、叙利亚、厄瓜多尔、刚果(布)、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南越在暴力情况下政府更迭，这些似可看作是宫廷政变。

　　地下秘密活动有着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暴乱力量，其中有些人看起来是恪守本份的公民，实际上是些两面派。地下活动人员从事宣传、破坏、间谍和暗杀活动，并与有组织的军队和政府配合行动。一些著名的地下组织，如德国的第五纵队、共产国际、法国的地下军(阿尔及利亚的秘密陆军组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德地下组织等，曾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何种暴乱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并能坚持下来，部分决定于一地区的地理特点。宫廷政变容易发生在人口密度最小、运输系统最糟、识字率最低、经济和社会内聚力最差的那些国家。它们通常在不发达的农业国的政治动乱中发生。

　　游击队活动属于暴乱活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它大多发生在中等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100-250人)和经济发展有限(全国人口中，城市人口占25%，约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林业、狩猎和捕鱼)的地区。这类地区因有足够的居民去供应和支援游击队，又有游击队借以隐藏的空旷崎岖的地形，故有利于进行这种特殊的非正规战争。过去，游击队利用的地形通常最不利于重型、机械化或先进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进行活动，也最不利于飞机的调动和监视。因此，森林、沼泽、山地通常是游击部队的藏身处。在能见度有限，越野机动条件差，运输和通信设备落后的地区，现代化军队对游击队所拥有的优势受到削弱 [ 注：拉马尔·麦克法登·普罗泽少校：“印度支那血的教训”，刊登《陆军战斗部队杂志》第5卷第11期22-30页，1955年6月。C·H·A·伊斯特少校：“游击战”，刊登《军事评论》第37卷第6期95-101页，1957年9月。 ] 。

　　地下秘密组织趋向于在十分密集的居民区活动，这样就使暴乱部队不能分开施展其隐蔽和规避手法。地下秘密活动是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便利、经济组织健全的现代化工商业中心进行的叛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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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战争

第六章后勤学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后勤学包括与战斗单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职能，除了不参加实际的战斗这一点外，其他各项职能似缺乏统一性。一般说来，这门学科涉及的是对实际冲突的支援。克劳塞维茨曾使用“百宝箱”这个词，指出后勤学的内容包括对武装部队的维持和训练，物资供应，疾病防治以及军需品的补给和维修。

　　美国陆军把后勤学看作是“计划和遂行部队运动及保障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适用的主要业务范围是补给、运输、维修、建筑、劳力和医疗勤务。其他一些业务还包括后方地域安全保卫和地区损害控制。除此，还包括行政勤务。因此，离开上面谈到的支援任务这个核心概念，就无从对后勤学所包含的确切内容取得固定的一致看法或标准。

　　战史中有许多例子说明，由于支援系统不力，给部队执行任务带来困难，过多的伤亡，甚至失败。希腊司令官色诺芬发动的万人长途征战，俄国苏沃洛夫大元帅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或者是德军隆美尔向埃及的挺进，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吃过苦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指挥官梅里尔率领的“梅里尔袭击队”，由于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难以对付的热带地区的疲劳和疾病，造成袭击队很大的非战斗伤亡 [ 注：詹姆士·H·斯通：“袭击队和细菌”，刊登《步兵》杂志第64卷第3期4-11页，1949年3月。 ] 。

　　后勤系统的业务工作以下列原则为着眼点：尽量减少补给品的装卸周转；尽量减少中间供应站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分散配置军事设施、设备或保障部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施，包括当地的补给品、当地的公用设施、文职人员和战俘，以及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资源。就此而论，后勤系统的定义按照最大、最小或最优化的方法可以是：花费最小，收益最大。换句话说，后勤学是“少化钱多办事和保持最高效能”的方法在军事上的应用。

　　后勤地理学在许多方面同经济地理学相类似，补充的一些内容可以看作是经济地理学的军事对称。后勤地理学注意把资源、商品、工业、交通运输、劳动生产和疾病地理学的内容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上应用经济学、医学、工程学和管理学要结合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后勤地理学的概况提供了一个纲要，其中有关国力地理依据的某些概念可具体应用于防务机构。而且，后勤学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军事科学的成就，最易于为平时的和非军事的活动所应用。

资源

　　后勤地理学包括防务机构可资利用的国家经济能力的部分内容。它不仅涉及资源分配，而且还涉及资源被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有机和有用成分的通达性及难易程度。

　　人口国家人口构成每一个国家的主要资源。人口中的经济上活跃的环节——劳动力，特别是劳力弹性——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劳力弹性是指在必要时能够被挖掘出来的额外的劳动量。劳力弹性主要集中在可雇佣的失业者、未按专长雇佣的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身上，也存在于家庭主妇、过早退休的、部分时间工作的、技术熟练而从事半熟练工作的那些劳动力身上。关于劳动力的一般特点以及经济现代化水平，参见图5：世界范围职业结构示意图。

图5 世界范围职业结构示意图

　　估价一国人口的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的质量或技术水准。目前，从全国一级来估价劳力还没有什么好方法，因为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差别很大。可以按照识字率、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和在工业部门的经历寻求一个概略的估价，虽然这种估价还存在不少缺点。例如，拿哥斯达黎加和利比里亚两国相比，前者人口1250000，面积近20000平方英里，识字率为79%；后者人口约1290000，面积43000平方英里，识字率为5%左右 [ 注：《联合国统计年鉴》，1961年版。 ] ，这样就能预期哥斯达黎加能比利比里亚更有效地利用其人口。

　　劳动力作为国力的一个重要成分以及军队征兵和军需品生产者的来源，其素质高低还要看民众的士气。这方面间接地决定着遇到征兵、破坏危险、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纠纷时需要作出的努力。国内人口的和睦安定能够确保支援不间断并且十分有助于保护他们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爱尔兰和苏格兰在人口数量和面积上大体相同，可是由于两地民众的士气明显不同，结果不得不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爱尔兰，要关注它的内政，又要关注它的防务。

　　当需要搞清地区差别时，在研究时必须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不仅要分析全国各地人口的分布情况，而且要分析“经济机会法案”的总体水平、教育水平及政治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指望从中得到支援的各个地区加以区别。甚至有必要承认在国家易受攻击性方面的地区差异。

　　原料原料给国家实力定下了基调，而且曾被用来区分世界上“有”(富国)和“无”(穷国)两类国家的标准。大量的用于制造军事补给品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其可利用性和通达性是衡量国力的指标。原料的可利用性不一定局限于国内生产，如瑞士的金属加工业和英国的棉纺织业充分显示的那样，它也指通过采购或协定获取控制基本数量原料的能力。因此，信誉看来是原料可利用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一个国家如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有铀。要是没有铀矿，就必须到国外市场上去采购铀矿石，然后还要保证能运回国内，最后再利用国内的制造能力生产出所需的最终产品。这样，可利用性就包括了资源分布和开发、政治控制、经济实力、资本积累及技术现代化程度等因素。

　　凡供应短缺或必须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军需品生产需要的原料通称战略原料。某些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只能从一个外国来源得到的原料可称作稀有重要作战物资(或稀有原料)。此外，通过经济和政治控制手段确保从原料产地到军工厂的流水线不间断，也至关重要。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出现了“生命线”这个概念，生命线的保护是关系国家利益的大事。

　　对战略原料重要性的认识，导致把国家储备作为一项防务措施。石油的战略地位也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促使日本进入荷属东印度和德国进入罗马尼亚的原因。但是，列为战略原料的标准可能会随时间而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导致不同的行动方式。这里，所要采取的行动将受技术水平的影响。例如，据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前，蒙古游牧部落在饲料收成因干旱而减少时，就加强了对中华帝国施加的压力。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军队靠横征暴敛粮秣维持战争的需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能否就地取得补给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军路线的选择。即使在今天，采用当地补给方式也能够有效地减轻对长距离运输系统的依赖。不过现在已能组织对柏林进行补给(1949年柏林空运)那样大规模的空运。现在对当地补给的依赖已经因技术上的进步而显著减少。

　　工业跟后勤有关的工业指的是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财政、商业、生产企业以及各专业工种。工业组织和设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事实上，生产和提供军需品的任何一种经济弹性或国民经济能力完全依靠这种工业组织和设备的存在。工业组织的现代化水平和工业设备的性能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程度。

　　评述或估价经济发展程度，应包括一份由工厂和设备、信誉和生产资本、原料和成分以及有效劳动力加在一起所反映出来的生产能力的详细报告。它还应包括一份从向加工厂提供原料到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这一过程的系统效率分析表。最终结果则是汇总这些因素。因此，不论是一般的和最高的生产率，还是一般的和最高的销售率，都可以作为衡量工业部门能够向军事补给和支援系统作出贡献的标准。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把由工业部门生产的军事补给品分为军需品和有条件军需品两类。军需品包括作战飞机、坦克、枪炮、导弹和海军舰艇等完全为军事目的而生产的产品，它们全然不能供民用。另一方面，有条件军需品则是指一些军民通用的东西，民用部门确实对之有需求，只是在打算把它们用于军事消费时才作为军需品使用。这些区别在确定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在总体国民发展计划中应占份额时，具有某些作用。拿军需品来说，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突出反映了对劳力、贷款和原料的争夺。可是，在有条件军需品方面，消费者竞相争夺最终产品，对这种竞争如不加控制，将促使价格上涨，不断引起通货膨胀。

　　军事资源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判定某些原料的军事价值，确定原料来源地及加工设备，获得运输和分发的手段以及识别整个锁链上的每一个薄弱环节。多准备几手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把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运往美国东北海岸时所碰到的问题可以证明这一点。和平时期采用的海上运输方式易遭潜艇攻击；而且铁路油罐车则容量有限，并且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敷设“大口径”和“小口径”的陆上输油管线的设想是可行的。

补给

　　军事补给的基础是军需工业。在现代化工业国，军需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化学、电子、导弹、核子和造船工业以及制造武器的兵工厂。这些军需工业又要依靠农业、冶金、采矿、石油和电力工业。其他的军需工业和战略原料来源还很多，但这些是最基本的，可以用来说明军需工业的性质和范围了。

　　经济发达，效益高的国家倾向于把人口和统一的国民经济完全结合起来并保持劳力和国家生产能力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还有一种倾向，即一些不依附于国民经济的人口，或非货币经济行业的人口被其他行业吸收。人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没有多少剩余劳力和工厂生产能力，也没有多少能轻易转产军需品的剩余原料和半成品的生产。经济局面倒是需要一种从生产者到民用消费者的连续的和基本均衡的流通过程。所以如上面指出的，对这些工业行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会加剧这一经济部门内的消费竞争。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过程还会导致经济不平衡。战时经济结构在平衡方面与和平时期有明显差别，冷战经济或军备竞赛并不等同于和平经济。

　　补给网 补给系统的结构可以用补给网进行阐述和分析。一张流程图，以图表或地图的形式，表示从原材料的装配到最后向用户提供成品的整个供应过程。这样，一个工业部门与其附属机构及其无数供应单位和援助单位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部门的纵向结构。然后，由损失救助、废品回收、保养维修以及废品利用组成了补给网的整体。这种人所共知的公式业已证明有助于生产和运输的调度以及补给系统中要害点的鉴别。在供应地理学的分析中，这一技术手段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军需工业部门易受攻击的部位，对这些部位应特别注意其经济弹性、可利用性和通达性。

　　补给网中的要害点是指一出故障就会使补给品的周转造成停顿的环节。因为要害点特别易受攻击，所以是同战略目标的选择有关联的。这些要害点有可能是重要部件的唯一供应者，其特点是运动路线单一，且没有现成的备用路线。此外，这些要害点还包括通达性差，或易于遭到攻击和阻遏的那些零部件或材料的来源地。这些要害点也可能是作为装配、包装或贮存用的供应集散地。

　　凡是劳动力不稳定的地方，容易出现破坏、怠工、罢工或反叛行动。这一易于为人们所认识的问题在分析打击目标和战略目标以及在最后评估战略上的易受攻击性时，同样是重要的。这些地方在防务结构中的位置和重要价值同其他军事情况一起，形成了军事计划拟制过程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报资料。

　　供应地理学 除了战略目标要素分析外，迄今为止，供应地理学主要同如何制定切实有效的分配计划有关。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地理问题，就是一地的可能需要应同另一地的生产能力相适应。通常的解决办法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间贮备站的分布和容量，二是运输设备的位置和能力。

　　此问题的一个方面扩展到通过分散建立库房和补给仓库以寻求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解决的问题是：按照一定的运输能力和易遭攻击性的条件，决定补给仓库最佳的地理配置是什么？应按什么公式来计算补给仓库疏散配置的间隔？过去，在战略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前哨阵地、前进基地或供煤站的配置。然而，有迹象表明，这些星罗棋布的设施正在丧失其原来的作用。在美国国内，一些既管生产又管分发的民用工业部门正在就减少对区域性仓库和分配系统的依赖进行试验。接着，他们又在探索“空中仓库”的构想，这是一种由制造部门直接快速运送的系统。等到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真正把这种方法用于军事活动时，补给在地理上的问题就成为使一地的可能需要与运输系统和终点站的运输能力相适应的问题了。

　　特殊环境条件下的补给，要涉及所需的专用装备的供给标准和采购问题。由于特殊的天气条件，有必要修订标准的分布、贮存和后送程序，支援行动也可能因有限的运输条件而进行调整。这方面的补给问题是使军用品的特殊设计规格同设计该产品时原定使用地点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有了积雪地、通行条件差的泥土地面、荒沙地等地形知识，就可用来审定有关地区的需要。因此，它实际上变成决定在哪种环境条件下应该装运和分发这些物品。依次类推，即可以大致划出补给类别区，每个区的特点是拥有独特的、适用的军需品，但没有其他军用品。

　　可是，这种处置方法的反馈作用是影响战术，甚至战略。由此进一步推论下去。就会认为一些武器不适用于某些地方，因而要求划分出各种武器的有效使用区。可见不同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最佳部队结构。这种结论对战术原则和训练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确定军用品和作战环境之间的关系要以重要的决策为前提。

　　储备物资定量表需要就军用品项目作出是或否的答复，还要回答需要多少。食品或燃料等消耗品的消耗率因地而异。一个人在北极严寒地带所需的热量要比在热带地区高，美国海军在高纬度地区活动时通过考察认为热量应该高出约20%。用电量随黑夜的长短和供热的需要而定。而且，还可预期，备件和补充物品的需求量也随作战地区而异。崎岖的石质地面会迅速磨坏坦克的履带。飞沙和灰尘具有磨损和渗透的作用；热带地区，由于湿度大和霉菌肆虐，腐烂率远高于气温较低地区。因此，维修保养的工作量应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来确定。

　　由于环境对军用品的用途或寿命有着多种影响，故应考虑它对新军用品设计的要求或制约条件。因此，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促进或制约军事研究和军事工程。后勤学应反映出为了预报在特定地点将会出现临界环境条件的可能性而在分析环境因素差异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后勤学更要反映出为建立用于装备设计的定性、定量和环境标准以及建立能如实地表示世界各地的环境测试判断标准而作出的努力。由于这些原因，军事地理学家现已着手自然环境的定量分析工作。

运输

　　这里所说的运输，是后勤学的组成部分，它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军事运输网的位置、建立、维修和使用等课题。它要通过对军事运输网如何适应环境的考察，探讨提高运行效率的途径；记述在选定军需品分发站和运输线路时所涉及的地理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运输能力和运输容量地理。譬如说，就此问题而言，一条线路全线运行的车辆型号、速度和数量，该线路的正点、误点率，限制流量的瓶颈区段以及流量和更改运行路线的可能性等，都属于这一类要考虑的问题。此外，由于运输容量决定着净流量额和不受其他因素制约的交货速度决定着运输效能，所以无论是转运设备，还是中途储运，均应包括在研究范围内。根据运输速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算出一个运输系统的效能，无论是通过货车编组场、船运码头、中转站发运，还是在重新包装和分类的阶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运输线路和运输系统所能具有的主动权，有助于估量整个系统的灵活机动性。这种主动权的大小取决于港口、货运站和集结待运区等起点和终点站的数量、分布、能力和通达性，并取决于能够担当同样任务的其他线路或系统的数量和能力。线路的效能和运输系统的灵活机动性特别容易受到像货车编组场、锚地、护航集合点、海峡、桥梁或狭路等阻塞地段的运转通行能力的制约。瓶颈地段决定着一个系统的效能，因而军事运输地理学主要着力于研究瓶颈地段的压力及其易受敌攻击的弱点。

　　区域运输分析 二十世纪初叶，军事地理学除了进行地形评价外，可以说是一门运输地理学。今天，速度和通达性问题仍然是地区分析的首要任务。其中，运输线路或运输系统的能力仍然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可以依据对启程点，如基地、补给点、港口或货物集散地以及为建成运输网络而配建的多重系统和线路，对通达性作出评估。这些评估中最有效的部分集中于运送速度、运转量、易受攻击的环节和主动权。把这些想法运用于作战计划的制定，就需要估算或预测仓库容量和通过终点站的流量。这些想法还导致研究交通运行系统以及夜暗或其它限制能见度的因素对运输线路的能力的影响。同样这种分析方法要求确定补给点最理想的地理间隔和筛选最合适的运行时刻表以及最佳的运行路线。在这当中，技术进步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各地设立军械库和供煤站可能一度在战略思想中占支配地位，但较新的方法却意味着要从工厂直接空运到前线。这种正在发展着的技术表明，未来的军事运输可能变成使消费的需求同机场和空运物资联队的能力相适应。

　　在对运输特点的区域评估中，劳动力和天气条件是应予适当研究的项目。使用现存的设施和本地劳动力是很有效益的。相比之下，如果完全没有当地劳力，则必须抽出军队的人力去干装卸活和其它一般性劳动，因而会使形势恶化。由于风暴天气和公海能够阻碍运输并损坏沿岸设施，所以也要研究天气条件。

　　天气对军事行动造成影响的典型例子，可举在克里米亚战争 [ 注：H·兰兹伯格：“巴拉克拉瓦的暴风雨和每日天气预报”，刊登《科学月刊》第79卷第6期347-352页，1954年12月。 ] 中遇到的情况。1854年11月间，发生在黑海上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英国丧失了一支补给船队。事后，法国人莱弗里尔在重新研究了同该风暴有关的欧洲气象通报后作出结论：如果及时地把天气情报同地图仔细核对的话，就可以预知风暴的路径，并可以避免灾难。因此，他建议军事气象预报系统利用新近发明的电报机来传输气象情报。法国采用了这种办法。

医疗

　　医学(内科学和外科学)在地理范畴的军事应用构成了军事医疗地理学。这门学科包含的内容看得见的少，看不见的多。它不仅要研究不同地点不同疾病的发病率，还要研究医院设备的可利用性，环境伤害如中暑、冻伤或高山病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特殊环境对医疗勤务的组织提出的要求。例如：抢救处于休克状态的伤员，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必须比在温度较高地区的动作要快。再如，海上救援，要求在寒冷的近极地水域的作业速度大大快于热带地区，除非水下作业服能够减少热量散失。

　　疾病的类型和疾病传染媒介的分布随地区而异。建议或需要进行的免疫种类，须视世界上具体地区的情况而定。此外，占领区内当地人口的数量、健康和卫生水准及其生活习性，能够对从事的防疫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军队进入阴沟外露，蚊虫滋生的热带地区，如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人员的健康从一开始就要受到这种环境的伤害。

其他勤务

　　这个总标题包括通常与经济地理有关的各种军事保障勤务。这里值得一提的有建筑、劳力和文化娱乐活动。

　　无论是建筑特点和条件，还是其后的建筑物维修，都明显地因地形和气候条件不同而异。气温极高或极低会对水泥或沥青的铺设带来不利影响。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水泥浆在使用之前要用加热管加热以防冻结。而在巴拿马，遇到的困难正好相反，那里的高温使铺设水泥凝固时间延长。同样道理，气候过于潮湿会影响地基的夯实和坑道作业的进度。又如，在巴拿马北部热带厚粘土地面上修建公路会遇到很大麻烦，因为重型施工机械很容易陷进潮湿松软的地里。能否得到石料、混凝土料和木材，对工程设计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格陵兰岛冰帽上构筑森楚里兵营时，就是依据进口建材并利用冰的保护和保暖作用设计的。过去，运输石料的距离通常一直不超过15英里左右。但是，实在需要则另当别论。

　　当地有无劳力，能不能利用，以及劳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可以明显地影响军事活动的效力和最终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除了随军带上一些劳动力外，否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这种状况。一支外国军队会给当地带来文化的变革，引入一些新的政治观点，逐渐使经济膨胀，而且往往会打乱当地的生活方式。因此征召当地劳力会涉及民事关系中其他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予以论述。

　　谈到鼓舞士气，军事保障活动中没有什么方面能同文化娱乐设施所起的作用相比。由于无聊烦闷会削弱军队的士气，所以文化娱乐地理的运用应引起重视。它不仅包括对现有文化娱乐设施的鉴别和选定，而且包括富有想象力地鉴别可以改建为游泳场、球场、室外剧场或俱乐部的地点。短假外出(许可时间24小时)在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没有合适的去处，则应提供或临时准备一个。休整地域不过是变相的游览中心，因此，不难找到。不管怎样，这种富有远见的做法，最终是会得到报酬的，尽管这种报酬是些无形的东西。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51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与战争

第五章战术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战术地理学是军事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战争更具体的方面——用来解决战斗艺术中更细微的问题。迄今，对发生军事行动的原因，或多或少已由专管国家国际关系事务的人员作了考察和说明。此外，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也参照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内容提了出来。现在，假定各种事态的发展导致实际的冲突，那么我们就面临人们形象化地称之为军事地理学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战斗且战则能胜这一艰巨的任务。

　　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战术和战术地理学作一区分。

　　战术是在战斗中运用部队，让部队按命令进行部署和实施机动，以发挥最大的效能并获得军事胜利。此外，战术还涉及作战基地、敌前运动、展开和武器的使用。如上所说，在战术的任何一种定义中，交战这一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战术地理学 是战场地理学，研究的是战斗本身的地理因素。它包括作战部队部署的几何形状、运动的速度和方向、补给品输送、运输流量以及战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实际上，它适用于同作战行动的实施有关的许多需从地理角度加以研究的活动：机动和兵力部署、宿营地、掩蔽和隐蔽、防御工事以及在编成阵地内的其他工事构筑等。它还同障碍物、隘路、能见度和射界的空间分布有关。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作战地区和特定的军事情况而言的。其重要性随环境而异。战术地理学最终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战斗任务同有利于进行训练和指挥决策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战术军事地理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对影响部队运动和武器投射的空间和环境因素的评价，以及对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一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能发挥作用的估计。

军事地理学的一般战术原则

　　任何一种战术的基本目标，简明地说就是要能对敌人集中更优势的兵力和火力至少要使敌人相信你具有这种能力。不管作战企图或哪个军兵种，战术所涉及的最常见的机动样式有下列六类：

　　 1．护卫和掩护。

　　 2．突击与攻击，不包括袭击。

　　 3．行军或运动，包括展开、佯动和巡逻。

　　 4．袭击、包括伏击。

　　 5．运输、包括补给和补充兵员。

　　 6．加强或巩固阵地。

　　依据这些机动样式而定的战场地理学，应进一步分析能够影响上述任务成败和代价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通常用五组战术地理要素来表示，其中某些方面与第四章叙述过的战略地理学要素有酷似之处。这五组战术地理要素是：

　　 1．观察、能见度和射界。

　　 2．隐蔽和掩蔽。

　　 3．障碍物和机动能力，包括狭窄地带通道、通路和战术主动权。

　　 4．通信、指挥和控制，包括战术集中或疏开以及兵力展开的条件。

　　 5．导航和领航的效能。

　　具体做时，开列一份同分析作战地区有关的地理因素实用清单，犹如读一本内容充实的系统地理学教科书。为此，可把作战地区分为通用战术地区和特种战术地区。第九章和第十章内将分别论述此类军事地理区域。而且，通用战术的地理因素可按照天候和海况、自然地理景观和人工地物等命题加以研究。

　　战术区 战术要考虑的地理内容紧紧依附于地区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限制行动自由的地区，另一种是便于行动自由的地区。限制行动自由的地区，具有阻挠或限制运动，影响视野，妨碍通信，制约后勤系统活动的地形特征，这些地形特征形成了缓慢行进区和稳定的正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中部地区被复杂的地形所阻，行进速度明显放慢，就是明证。战术行动自由地区的有利条件是，运动不受阻挠，视野不受限制，通信不受影响，并且易于组织补给和支授，战术行动自由地区形成了实施运动战的地区，例如发生在俄国南部和利比亚北部地区的战斗便是如此，有利于快速行进和撤退等战术行动。

天候和海况的战术意义

　　天候条件对所有军事勤务活动都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每一项主要气候要素都充当了易于为人们所承认，但并不总是被充分估价的角色。气温不仅关系着环境的舒适与否和是否会有中暑或冻伤的危险，而且在较为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会使人感到疲乏和影响战斗力。在结冰和解冻地区，它间接影响地面机动性。结冰期间的气温提高了某些路面的通行能力，而解冻期间则降低了越野通行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淤泥路面曾使部队严重受害。在山区，冰雪迅速溶化会引起山洪暴发和雪崩等险情。在沙漠地区，山洪爆发和气流是广泛报导的险情。这些险情应在避免在旱谷设立宿营地的注意事项中提出。

　　气温影响能见度，但它也具有截流地面空气、吸持烟尘和会聚化学或生物污染物质的特性。烟雾不易消散地区，就特别容易遭到化学战和生物战的袭击。

　　风能够造成射弹和火箭飞行路线的偏移，也能够消散天然雾气、化学和生物烟雾剂或放射性回降物。时速超过15英里的风力会危及伞兵着陆的安全。大风或飓风(时速50或50英里以上)能够驱散或毁坏舰船和飞机，损坏建筑物和阻滞地面运动。强风会使部队的机动性越来越受到阻碍，美军1945年在进行两栖突击后不久就受到袭击冲绳岛的台风影响。

　　云妨碍空中观察和侦察，并妨碍地面观察人员搜寻飞机。夜间，云层遮住月光，使天空显得昏暗，故为夜间战术的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降雨影响机动性，有时则完全阻断部队运动。雨水和土粒结合成柔弱的流体或可塑性泥团，即俗称的泥泞地，使通行能力大为降低。泥泞地将粘泥牢牢附着在车辆上，致使车辆动弹不得。大量降雨会造成洪水泛滥，毁坏道路和桥梁以及通信线路。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水汽可能形成雪或雨夹雪。积雪超过车轴的高度，轮式车辆就如同效能很差的雪橇一样，嘎地一声仍停在原地。履带拖拉机和其他履带车辆克服了这一障碍，但在各种形式的冻冰情况下会造成许多险情。例如堆积在狭窄拱形道路上的冰块会使坦克不由自主地侧滑到路边的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比利时进行的阿登战役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雨幕会降低能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影响了电子测向仪器的有效使用。因此，可以利用雨雹来隐蔽舰船和飞机，增强战术突然性的机会。雷暴虽则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其频繁程度会严重削弱长途通信的效能。1944年，美、日军队在新几内亚艾塔佩附近的战斗中，无线电通信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就是由雷暴造成的。

　　与天候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的海况，无论是当地的、还是遥远的，都可能对战术机动性产生强烈影响。海洋条件不只是影响船员的安宁舒适和船上瓷器的估计寿命，更重要的是制约和危及海上作战行动。海上风暴区会使小船倾覆或沉没。进入狂浪大浪区、浮冰区，随时随地都会使舰船的操纵发生困难，并妨碍或严重影响两栖登陆、系留和加油。同样的情况也会降低鱼雷的效能，因为部署在海面的鱼雷犹如海豚一样，一会儿没入浪里，一会儿又被掀到空中。狂浪还迫使船速放慢，给驾驶和保持编队位置带来困难，甚至会造成船体结构断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数艘辅助舰艇被风暴截成两段。冰山和浮冰是人所共知的海上航行灾害。极地水域的海冰看来已经有效地阻碍了战时海军的活动。

自然景观的战术意义

　　大规模战役中运用的战术反映了整个作战现场的景观特征。河流、湖泊、森林、沼泽和山脉都起着阻碍运动的作用。景观的复杂多变的特性对各类部队的利弊条件不同。

　　在进攻时，地形通过制高点、断裂地或开阔地的利用效果发挥其影响。制高点指的是能提供最佳观测点的高地，因而能提高支援武器的效能，影响目标的选择，并决定兵力的部署和控制。断裂地包括不规则起伏地、重度或部分采伐的林地及居民地，这种地形有利于步兵分散隐蔽，开辟运动通道，但不利于装甲兵行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阿登高地、德国鲁尔地区以及尔后在朝鲜取得的经验。在起伏不平的开阔地，只有少量地形、地物可供进攻部队用作掩蔽或隐蔽。当发起进攻时，机械化部队必须快速运动，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利比亚那样。

　　在防御时，断裂地或不规则的起伏地能制约攻方的机动性而为守方提供实现观察和防御的制高点。开阔地同样有利于实施机动，也有利于实施流动或机动式的防御。

　　凡可用障碍物来保护翼侧和迟滞敌人进攻时，地形就对后退运动有利。同样能见度良好、射界开阔的地形有利于保护部队及其后卫战斗。另一方面，凡部队能够利用隐蔽和掩蔽条件进行集结、编组和运动的地区，是有利于军队悄悄溜走的。地形对进攻、防御的反击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从卡塞林山口战斗中看出(参阅图4)。在该次战斗中，德军在强行突破该山口之前，其先头部队明显地受到了通道狭窄的地形条件的制约。

图4 卡塞林山口战斗图

　　地貌通常对运动、观测和装备的使用效率有影响。平原，除了松软的路面、稠密的植被和湖泊、沼泽或河湾等水网区影响通行外，一般是有利于运动的。另一方面，在高地和山区的越野运动，通常在陡岩、巨砾或不稳定的山坡和峭壁面前会遇到障碍。崎岖山乡的道路，一般相隔很远，蜿蜒曲折，通行能力有限。塌方、石崩或雪崩以及山洪，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毕竟是一些现实的灾害。

　　平原地区，如无植被和人工建筑物等障碍，可提供最佳的观察条件。这类地貌的开阔景观提供的掩蔽和隐蔽条件不如低矮的河岸、林区、不规则的冰河或石灰岩地形。在高地或山区，高出的地物限制了观测。一般讲，水平能见距离同地势高低成反比。因此，可用于避开地面观察的隐蔽和掩蔽条件，直接取决于地貌的不规则程度。

　　在山区，某些类型军事装备的使用效率有限，因为装甲车辆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不能运动自如，其使用效果必定会受影响。炮兵会因缺少良好的阵地而使射击效果欠佳。重型武器移动起来困难重重，这里可以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第18军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例子为证。山地还限制了观测，影响射击修正。无论是危险的飞行条件，还是测定目标的困难都为空中支援，尤其是近距离空中支援设置了障碍。在山区，战术短波无线电通信(超高频和甚高频)未必可靠。由于可能出现静区(无信号区)，故有必要建立中继系统。

　　植被能起妨碍、遮蔽和掩蔽的作用。在实施穿越森林的战术机动时，小树和矮树丛密密麻麻，先头行进的车辆将它们推倒后便会堆积成一道严实的屏障。树桩和倒地的原木是另一种类型的障碍，高大的成树则是又一类障碍物。

　　在进攻时，森林和其他密集型植被可掩蔽和隐蔽集结地域和接敌路线。然而，由于这些地区的接敌路线在数量和方向上有局限性，故实施机动受到限制。实施机动的范围有限和隐蔽条件较好这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守方打伏击战，倘若这些植被的易燃性好，那么林火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守方的这一有利条件。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5月8日至9日进行的麦克道尔战斗，南方联邦军在5月9日的反击中受挫，就是因为北方联盟军点燃了树林。可见，火焰和迷盲烟幕会给部队的前进造成很大困难。 [ 注：马修·F·斯蒂尔：《美国的战役》，美国(华盛顿)步兵协会，1943年。 ]

　　植被就其能提供掩蔽和隐蔽、迟滞攻方运动及影响地面导航这些方面来说，也有利于守方。有限的能见度，加上炮兵弹着观测困难，便形成一味依靠步兵火力的局面。植被还部分抵消了重型武器和尖端武器所拥有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和德军1918年6月6日至25日在法国贝洛林宛的战斗，就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这次战斗中曾利用树林和石岗的隐蔽条件设置了难以攻击的机枪阵地。 [ 注：《1917-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美国远征军的军事行动》，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1948年。 ]

人文要素的战术意义

　　人文要素的战术意义主要是指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公共设施和生产设施的战术意义。可把建筑物看作树木或树丛，交通运输设施当作通道，而生产设施则作为要保护的目标。

　　城市地区 城镇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如果它们符合下列标准之一：人口中心(如英国的伦敦)，交通枢纽(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制造中心(如西德的鲁尔谷地)，供应中心(如意大利的里窝那)或者政治象征(如柏林)。城市地区的建筑还具有障碍物、防御的坚固支撑点或掩体、仓库、修理厂的功能。此外，如同雷电等自然现象那样，它们具有干扰战术无线通信传输的作用。

　　在城市地区，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差。人口稠密和集约居民区构成自由运动的障碍。在这些地方，车辆必须缓行，易遭伏击。这种招引目标的场所是“燃烧瓶”的好去处。这儿处处有躲避轻武器火力袭击的藏身之所，可按轮廓分明的胡同小巷等各种街型进行组织。能够对空中和炮火袭击提供掩蔽的只有少量较坚固的建筑物。由于完全暴露于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城市地区难免引起爆炸、燃烧、甚至风暴性大火。一旦遭到此种破坏，它本身还会蔓延扩大。满地狼籍的垃圾物和被毁房屋的破砖烂瓦成为名符其实的障碍，街道无法行车，只能步行。1945年同盟国军队在从日军手中夺取马尼拉市时，他们在该市的旧城区看到的正是这种情景。

　　交通运输设施 由道路、铁路、港口、机场、水路和管线组成。它们的战术意义在于其能力、位置、易受攻击性以及可靠性。可靠性在这里指的是维修简便、抗御损坏的能力和具有备用线路或设施。运输系统的战术价值取决于下述条件：能够保持的行车密度(交通强度)，路线的方位走向以及解脱徒涉场、急弯陡坡这些车流集中地的能力。军事用语“瓶颈地区”，就是指的造成运输能力下降的条件。

　　一条路线或一项设施对破坏、伏击和突然袭击的适应性(如崎岖地或森林两边的蜿蜒曲折的路线所提供的)，以及对空袭的适应性(如笔直、暴露的路线和设施所给予的)，共同形成其潜在的易受攻击性。显然，许多能轻易抵御某种危险的路线，却会招来敌方的另一种危险。

　　其他公用设施 如电力、水、污水和通信系统，由于它们既能为战斗部队，又能为民政机构保留下来并用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或复兴，故具有军事价值。因此，保护这些设施，本身就成了一项战斗任务。

　　水坝为采取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战术手段提供了机会，因此一旦大坝决口，坝水突然溢出，就会招致失败。由于大坝发生故障或被爆破而造成坝水暴泄，其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犹如雪崩。随之而来的是一大片破坏，令人惊恐不安，但却提供不了什么打击目标。在山区，如果人员和设施都进入谷地，后果就极为严重了。1943年和1944年，莱茵河谷地和鲁尔河谷地上的两座大坝就曾遭飞机轰炸并决口，为的是防止大坝被用来进行防御。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由于罗尔河分水岭大坝可能放水或威胁要放水，美国第9集团军的挺进明显受阻。追溯往事，似乎威胁的作用大于行动本身。

　　制造和生产设施 这是现代战争的战利品。为了提供军需品，或者是为了维持被占领地人民的生活，减轻运输补给品的负担，偶尔也利用这些设施就地开工生产。这些设施包括工厂、矿山、采石场以及油、水、天然气井。

　　实际的或潜在的生产设施具有战略意义，故不宜把这笔财富留给敌人，而应把它转为己用。其战术意义在于无论是否遭到破坏的工业区以及采石场、露天矿和矿山的矿坑废渣，都构成了极为崎岖不平的地形。因此，它们作为一种障碍地区迟滞了车辆和步兵的行进，并提供了潜在的隐蔽区和伏击区。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50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与战争

第四章军事战略学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本章使用的“战略”一词，指的是该词的军事含义，意即军事指挥官运用他所掌握的全部力量以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或政治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家的战略应该同作为国家专门代理人的军事指挥官的战略区别开来。其区别是：

　　首先，两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向。前者为是否有利害冲突的问题，后者则是假设已存在这种冲突，问题只是如何更好地去加以解决。其次是行动的选择不同。前者包括采用友好的方法，而后者则假定已排除友好解决的可能。而且，不同的因素对军事决策、行动范围和任务时限有影响，并对主动权有制约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和本章论述的战略的区别，有点类似政策和行动计划，政府和其执行机关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军事组织隶属于民事政府和隶属于对全体人民的意志负责的政府机构的必然结果。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包括五种要素，其内容为：

　　 1．精神要素，包括士气在内。

　　 2．军事力量要素，包括数量、编成和组织形式。

　　 3．位置的几何要素，包括相对位置，部队的运动及其与障碍物、通道、目标等的几何关系。

　　 4．地形要素，包括可能影响军事行动的山脉、江河、森林和道路。

　　 5．补给要素，包括补给手段和来源。

　　他强调出敌不意、分进合击、民众支援和利用巨大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他强调，利用地形要占据有利阵地，并要有防御工事和补给路线的支援 [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 。

　　自克劳塞维茨写成《战争论》一书至今已有多年，对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已作了必要的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引起的，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这些问题。战斗的几何要素已采用三维空间，与此同时战斗地域也大大扩展；对于地形要素，还要补充进更为重要的天候因素和越来越复杂的人口因素。虽然这些要素在重要性、规模和具体组成方面可能已发生变化，但这些仍不失为战略的基本要素。

　　战略地理学 战略地理学限指战争计划、战役计划和作战计划地理学。而且，必须认识到实施计划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面离不开训练。因此，战略地理学也涉及研制逼真模型和制定训练标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略五要素中，战略地理学同作战的部署方式、作战地区环境以及补给来源和手段联系得最紧密，由于战略地理学是一门拟制各种计划的地理学，因此它必须是一项在假设条件下预测地理因素对假想活动影响的预测性研究，这类特殊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动力，由此发展成为动态地理学。它还为研究因果关系和调查环境诸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效能和代价的影响作了准备。为着战略目的，区域描述，无论怎样详细都不为过。

制定计划的程序

　　战略范围内制定计划的程序涉及两方面，一是作出情况判断，二是确定方法。事实上，计划的制定是从摸清情况开始的：

　　 1．应予完成的任务或工作。

　　 2．情况和行动起因。

　　 3．敌方各种行动方案分析。

　　 4．己方各种行动方案比较。

　　 5．提出决策行动方案或推荐行动方案。

　　情况判断 简言之，情况判断就是分析某人计划做什么，审度这次行动的战略上的有利和不利条件，考虑敌人可能干什么或能够干什么，列出完成任务的不同方法，设想敌人对每项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然后从中选定一种解决办法。第二章提到的地区分析也是情况判断程序的组成部分。

　　计划制定方法 一旦选定了某一行动方案，就可按两种方法(行动预案)中的一种，制定出具体计划。计划制定的顺序，可以先提出目标，继而确定编制上的需要，并作出完成任务的时间安排：也可以先分析当前的情况，然后逐步设想情况的发展，最后写要达成的目的。从根本上讲，计划的制定取决于想象力，而想象力则要凭借经验，并受实际情况的制约。

　　军事地理学在制定计划的这一阶段的作用在于它是想象力的基础，并且确定其制约的因素。

　　现实的方法不是依靠推测，而是依靠对兵力、火力、运动速度、道路容量、补给吨位、运输流量、应付意外情况的安全保障等的精确定量的估计，而且要力争预测尽可能多的不测事件。

　　制定计划的过程在某些方面有点像登山者遇到的问题一样，他必须前进，时刻不能失去自己稳固的支撑点，不能失去平衡，也不能危及自己返回的权利。

　　对制定计划有帮助的战略地理学，必须是把特定地区或特定行军路线同运动速度、道路容量、行动选择权、交通拥塞概率以及其他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挂起勾来的学科。必须把文字变成数字才有实用价值。

战略地理学原则

　　战略地理学需要收集、整理、判读基本的情报资料，用以拟制实施战争的计划或战争期间的作战计划。在这个范围内，战略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含有六项要素：(1)通达性；(2)机动性；(3)能见度；(4)通信能力；(5)可利用性；(6)易受攻击性。这些要素通常以广义理解的通达性为其核心。更具体地说，六项要素涉及各级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系，不管是采用光学仪器、电子设备或直接进行联系，也不管是否有必要进行火力联系，甚至也不管那里是否有互相作用的事物。

　　六项要素：

　　通达性 居所论述的战略地理学六要素中的首位，指的是这个术语的自然地理意义。通达性包括对特种器材或建筑的需求。它涉及对路线、里程和行进时间的自由选择的评估，以及对障碍物、基地和通路的评估。因此，通达性的概念与对汽车、飞机和船舶的使用概念不同。飞机具有很高的速度，但需要用以着陆的机场。地面上的通达性和“飞越”的通达性显然不同，飞机根据两个终点机场的气象条件，可以用一小时或一天时间往来其间。汽车和卡车在畅通、平坦和坚硬的路面上行进顺利，但在沼泽和森林地区则不行。在上述例子中，通达性随着方向的不同和终点站是否有道路相连结而大不相同。最后，必须强调指出，通达性必须从一特定地点测定。从北京到河内的通达性就不同于从西贡到河内的通达性。由于终点站的位置和补给路线的特点不同，通达性将随着方向的改变而改变，而距离因素则与通达性无直接的关联。

　　机动性 指运动的总能力，它包括前进速度、运输系统的自由选择权、交通流量和瓶颈隘道、季节性变化影响以及现有铺装道路以及终端台站设施。作为运动的能力和灵活性，机动性不仅取决于运动方向，而且取决于运动的对象和运动的组织。因此，重武器的机动性不如轻武器，自行装备比拖曳式武器更为机动，有组织的军队比无组织的难民群众更为机动。实际上，机动性的含义远远超出建制运输装备的范围，它还包括运动的编成，装备的包装或装载是否适应运动的要求，反应的速度和自由选择权，以及十分重要的灵机应变能力。

　　能见度 在本章中指的是视觉或感觉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作用范围，以及地形、天候和人工地物造成的制约影响。它包括云底高(垂直能见度)、隐蔽、伪装、目标识别、有效射界、间隔地、地标领航和视距传输。它还包括这些因素在拟定战斗地域内的统计数值差。

　　能见度大多随观测方向和观察人员周围的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变化。

　　机场观察人员的视距取决于他是朝附近的机库看去，还是望机场的外面。船上的能见度可能取决于观察人员是站在主甲板上，还是站在了望台里。

　　俯伏高草地的人的水平能见度极为有限，但其向上的垂直能见度则广阔无垠，形成鲜明的对照。风暴、战斗的烟尘或茫茫黑夜都可能暂时影响能见度。在分析能见度、制定量测指标公式和为拟制计划预报能见度情况时，都要使用地理因素。

　　通信能力 指传输情报的能力。它包括天气条件、磁暴、地形和文化素养对现有通信设备、通信设施构筑、操作效能和通信系统的保养的影响。

　　通信能力地理方面的因素，指的是在特定地点可能发生的足以影响通信系统正常运转的某些情况。例如，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不见得会像城市地区那样具有预先安装好的设备。在有道路和终点站的地方架线和建立发射台要比在没有这些设施的地方来得容易。冰暴、飓风和电离层干扰的危害程度因地而异，故造成通信系统的可靠性也因地而异。在有些地方，山脉和森林对发射电波的屏蔽作用限制了指挥的效能，有利于部队分散的活动。米勒在描述1943年6月在新佐治亚岛上的战斗时谈到，由于丛林密布，常规的散兵线已行不通。在该岛上，当部队散开时，无法进行目视联络，指挥官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 [ 注：小约翰·米勒：《囚车：拉包尔遇阻记》，美国(华盛顿)陆军部战史处处长办公室，1959年。 ] 。

　　可利用性 这是一个常用词，但在用于战略学领域时，似乎尚未下过确切的定义。

　　本章使用这个名词，不仅是为着说明人员、装备和补给品的存在，而且是为着说明它们在指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不仅如此，同一个概念还探索了有关“太小和太晚”的勤务保障问题或其他军需品分配不当的问题，其中的某些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所闻。因此，可利用性不仅要表示有无，而且要表示数量和位置要素 [ 注：质量通常不作为地理因素考虑，但对于其质量因地而异的物品，必须予以考虑。因此军事地理学的某些方面要加深对质量或价值地理学的认识。 ] 。在意大利供应的石油对于在北非战斗的隆美尔就未必用得上。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种很不经济的做法就是把在美国大陆生产的枪炮弹药运往英国、俄国、中国和北非地区。因此，可利用性就反映出它和人力、补给、运输、预储装备和其他方面的物资保障都有连带关系。

　　易受攻击性 这一战略地理学六要素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跟其它要素的区别在于：易受攻击性表示的不是人能够干什么，而是外界事物会给人带来什么。它要表示敌人在接近、运动和可利用性等能力方面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生产设备、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网的安全保护。它还包括人民对住房、口粮、公用事业、福利设施、奢侈品的需求以及为保持人民的士气和忠诚所必须做的其他事项。最后，它不仅要研究遭敌直接攻击情况下的军事防护，而且要研究如何对付宣传、颠覆、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内容。

　　三个概念。地区性的战略评估，重点放在(1)目标，(2)通道，(3)障碍物这三个概念上。

　　战略目标的共同点是如果确保了战略目标，就会使敌人丧失主动权。确保一个工业地区，会阻止产品外流；确保一个商业中心，会阻止商品外流，并且还能限制沿集散路线的运动自由，但是，控制安全地带的有利条件，只有在这种控制确能限制、阻止和遏制敌人，并使敌人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上述种种考虑和做法，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对着敌人本身。

　　战略地理学中的通道，是指部队运动集中和受限制的那些地段。开辟通道的条件随装备而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尽量减少水上飞行，导致航线集中于沿海岛链，或选择在越洋距离最短的终点站，如巴西和非洲之间或拉布拉多半岛(加拿大)和冰岛之间。在海上，这些通道指的是海峡，海峡具有控制大片海域的战略作用。因此，直布罗陀、博斯普鲁斯和丹麦海峡具有巨大的、历史性的重要地位，现在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人工海峡大体能与之媲美。

　　陆地障碍物名目繁多，故陆地上形成的通道更加多样化和微妙。举例说，这些通道有：谷地、两山之间的鞍部、沼泽周围的干地、砍伐后的林中空地、沿海平原及河流徒涉场。由于陆地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人们惊奇地注意到，许多行军路线已被重复使用过多次。历史上不乏此类例子，如印度的西北部山口，法国进入巴黎盆地的阿拉斯和圣康坦山口，以色列的加沙地带 [ 译者注：属于巴勒斯坦领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 ] 以及靠近法-德边界的摩泽尔通道。一些军队特意绕过俄国的普里佩特沼泽(今名波列西耶沼泽)和法国的中部高原。俄国的入侵者，从蒙古人到纳粹分子都避免过深突入泰加 [ 注：“泰加”(taiga)原文为俄文，起初用来表示西伯利亚的处女林。作为一个专业技术名词，后来逐渐泛指北部山区的森林，特别是云杉和冷杉一类的针叶林，但也包括其他伴生林树种，如落叶松、松、桦树、白杨、柳树、桤木及枫树等。 ] 原始森林。

　　障碍物的概念补充了通道含义的不足，因为在许多地区是根本无法选择通道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不存在绝对的障碍物。天候条件，各类地形及敌军能否作为一种障碍，取决于用什么来对付它，和需要花多大代价来排除它。对卡车是障碍的东西，对坦克未必是障碍。马上不去的地方，人却能轻易攀登。茫茫沙漠、浩瀚海洋或广阔冰原都不能构成对飞机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懂得，有取决于时间和技术的障碍，有取决于设备的、附带条件的障碍，也有因恶劣天气或敌人的阵地而造成的临时性障碍。我们必须认识障碍物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靠性。它们可能妨碍、迟滞运动，或者迫使对方花费很高的代价，但它们只能阻挡优柔寡断之辈。

陆战地理学

　　目标陆战是通过对抵抗手段的破坏和控制，并最后通过占领和实行政治上的控制直接把武力强加于一个民族。陆战的最终军事目标在于控制一个民族。各民族的特性决定于实现接管所需要采取的手段，对于有些民族来说，遣散军队、控制贸易或毁坏财富可能就足够了；对于另外一些民族，派驻一支武装部队也可能足够了，但对某些民族来说，应该采取何种必要的行动仍然不清楚或不明确。圣经史上说得很明白，胜败的条件缺乏明确的定义。战争期间的军事目标应限于对战争能力的控制。一般来说，抑制战斗意志超出了军事能力的范围和军事行动的时间范围。把这些方面作为大战略和长期对外政策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

　　陆战军事战略大多趋向于摧毁或控制敌人的武装力量、军需工业和商业机构，其假设前提是这些方面代表了战斗能力。因此，陆战的目标通常是俘获、分隔或消灭武装部队；占领商业、工业和政治中心；以及通过占领或傀儡政权强制实行政治统治。

　　战略实质上并没有许多不同的陆战战略。这些战略分为单一部队的简单运动和诸兵种部队的多路运动。简单运动可用于在战场的一个方面实施正面突出、突破或侧翼攻击。多路运动采取牵制性运动、分进合击(含包围)或沿正面的协同攻击等方式。这两种战略的战例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军和德军对埃及实施的单一方向的突击和同盟国部队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迅速实施的报复性向心反突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斯大林格勒还是列宁格勒的围攻战都是从上述两种突击演进而来的。战略上的差别起因于为适应地区特点和兵力部署而采用的不同方法。

　　地理因素 陆战地理研究的重点是军事目标及其通达性。它涉及目标的测量数据和区域几何形状，通道和障碍物，并与天候条件和季节性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通达性和易受攻击性这两个要素的评价也有关系。绝对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目标之类的东西。目标的识别取决于较大范围内的战争计划。因此，大都市、工业中心、滩头或山岭之所以成为目标，只是因为总计划和军事形势已经表明非此莫属。由于这个缘故，在搞清至少是一支部队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意图之前，试图判定战略要地或战略目标是徒劳无益的。为了适应尚未明确的未来战争的需要而进行战略地理学的抽象的或泛泛的陈述也是毫无用处的。战略地理学必须限于对特定的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研究。

　　一旦出发点和目标确定之后，理应考虑目标的通达性。现在可以探索运动手段和现场路线的选择及这些选择所固有的弱点或风险了。通达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和距离比问题，还包括运输和装载能力，限制主动权和开辟通道的隘路，减低运动效率的障碍物以及在遭遇敌人攻击和自然灾祸的情况下运动路线、车辆和人员可能暴露的弱点。

　　在评价通达性时，还应注意到下述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敌人利用了当地的有利条件，有可能使运动中的部队处于战术上的劣势。因此，掩蔽和隐蔽的有效性，兵力机动和展开的主动权，接敌地域的大体范围，遭伏击的可能性甚至森林和城镇的易燃性等因素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间接因素，如当地补给品的供应、劳力、仓库、运输和补给品转移设备等，由于涉及后勤保障问题，同样应加以考虑。而且，特殊的和极端的环境条件也应列为评价通达性的间接因素，因为它们使战斗力取决于特种装备，特种作业程序，或经过修改的预定的作战计划。

　　当地居民的性格特点和态度同样也会提高或降低通达性。在这些方面所要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取决于当地居民是否怀有敌意，并且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把人员和补给物资转到维持秩序、实行民事管理、组织民防和重建社会经济结构。

海战地理学

　　海战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放在通达性和机动性上。除了计划对某一海岸地带实施突击等情况以外，海战的目标集中于机动的舰船和舰队。相对运动支配着海上战略。因此，前进速度和活动半径一直是海军战略要考虑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现在，由于近年来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导致人们把目标识别范围和火力射程补充进海军战略的研究表中。

　　武器的发射范围是由舰船的性能决定的，而舰船的活动半径，在某种程度上则取决于陆地和基地的支援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军基地的配系及维修保养设施构成了海军战略的骨架。它们的地理分布反映出保持这些设施的国家的某些国家利益所在。美国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和巴拿马运河区的科科索洛基地就体现了这种位置关系。另一方面，有些海军基地是根据昔日的需要而建立的，如今只能作为遗地了。例如荷兰港(阿留申群岛)、珍珠港(夏威夷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一度曾是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其任务现已由设在菲律宾和琉球群岛的海军基地担负起来了。

　　既拥有前进基地，又保持一支牵制性舰队，有助于推行攻势外交政策。因此，外交上的有利地位来自辽阔的海军作战基地配系和强大的疏开配置的海军舰队。

　　为了阐明海战地理学中主要要素的现实意义，可以把海军近年来的有关任务归纳如下：

　　 1．把敌人清除出海，并控制和保护海上航行。

　　 2．进行海上游弋示威，显示力量。

　　 3．实施对岸突袭作战和完成两栖登陆。

　　 4．渡海运送及护送部队和补给品。

　　搞清楚港口和港湾、海岸地带和登陆海滩的地理情况，对于完成上述任务以及保障海上航线和船运航道的安全非常重要。同样，其他一些特定的地理因素也将会发挥作用，如维修设施的分布和能力，补给仓库，更专业化的某些设备以及“假日旅游城镇”和娱乐设施等。

　　公海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是海军特有的学科。海战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可能影响海军在世界特定海区执行任务的各种海况。因此，大浪带、流冰、飓风、浮游海草、珊瑚礁、特大潮、强海流和浓雾，在进行咨询和制定战略计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风暴、波动和海上能见度，则是地球物理学不断关注的课题。

　　受限水域 受限水域，除了一些海盗和走私者光顾外，从来就不是受水手们青睐的地方。在这种水域内，强流急浪、沙洲浅滩、能见度低、机动性极差。遇有风暴，难以幸存。江河、港湾和进潮口给海岸巡逻带来实际问题。过去，能见度差的狭窄海峡一直是海军进行伏击的场所。可以例举发生在雅典附近的著名的萨拉米斯岛之战，在该次海战中，希腊舰队开始被占优势的波斯军队困在萨罗尼科斯湾，但后来又冲过狭窄的海峡并采用迷惑敌人的手段逃脱了 [ 注：威廉·L·兰格：《军事历史百科辞典》，第54页，美国麻省(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48年。 ] 。所以，许多战术家宁愿离开海岸一段距离部署巡逻和设置障碍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港湾一直是舰队的陷阱。1798年，纳尔逊在亚历山大截住并摧毁一支法国舰队，1805年又在特拉法尔加附近沿海设伏困住了另一支舰队。另一次是1898年西班牙的舰队被困在圣地亚哥和马尼拉。

　　海峡是海军史上作为控制海上航行和制约海军活动的另一种手段。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之战(1588年)、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对马海战(1905年)和日德兰半岛之战(1916年)，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在海峡或海峡附近发生的战例。苏里高海峡之战则进一步提供了一个强取海峡招致战术受损的较近的战例。

　　港口和航线 由于海军担负着运输和护航任务，因此港口和登陆滩头属于海战学科研究的范畴。两栖登陆作战把海军的运输和护航任务扩展到不发达的海岸地带。从地理角度考虑问题，港口和海滩同样涉及到装卸能力；港口或海滩出口的数量及可利用性；海岸状况，包括海流、水深、海滩坡度、锚泊条件、锚地、露头以及天气条件；除此而外，装卸设备(包括可雇用的当地劳力)、鲜货和饮用水以及是否有娱乐设施、补给仓库和维修设施，都是现场高级军官切实关心的事项。

　　海上航线和海上航道历来倍受重视。连接本土和隶属地区或协作地区的海上航线在某些场合被称之为“生命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的往来地中海的航线就是所谓的这种“生命线”。在设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埃及的海军基地的支援下，英国和它的中东司令部可以直接保持一种不太稳定的联系。

　　在例行的海上航行中，经常使用的海上航线已逐渐成为程度不同的固定海上航道。战争期间，这些航道甚至被更严格地固定下来，以便迅速出海巡逻并利用飞机和军舰护航。这种把航道固定下来的做法，为舰船驻泊、前进基地活动的编组和测算海上航行的时间提供了方便。但这样做也增加了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来自航线中途的会合和集结点。

空战地理学

　　原则空战地理学虽在某些方面有其特性，但与陆战和海战地理学又有着共性。

　　军用飞机迄今一直主要用于运输、巡逻(包括空中封锁)和支援任务(包括战略突击)。

　　 1945年以后，其战略功能显著扩大，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兵种。高速投射原子武器能力的迅速发展，迫使人们重新研究地缘政治学的许多假说。尽管如此，空战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变化。它在地理应用方面主要是目标识别和飞离基地的通达性研究。这项有限的职能仍然是适用的，不管目标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也不管是在大气层还是在宇宙空间作战。在运用飞机执行上述任务时，影响其能力发挥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的天气条件，与基地的关系位置以及敌我设施的相对配置情况。

　　空中目标 目标的识别和分析，是具有明显地理要素特征的战略性空中作战的一部分。所谓地理要素，指的是对敌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的定位和识别，摧毁该目标会影响到敌人继续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也可按同样的推理来确定己军应特别加以防卫的地点。

　　特别加以防卫的内容不仅包括军事设施，而且还包括生产、通信和运输设施。

　　事实上，似应怀疑的是，有些国家在追逐其战略目标——摧毁战斗意志和瓦解国家士气——的过程中，日益把非战斗人员作为打击目标。

　　通达性 空战意义上的通达性，实质上是指飞机的速度和航程以及机场或航空母舰的位置。

　　在空战时如同在海战时一样，尤应注意区别从远处可以突击的地点和可以实施登陆的地点。

　　由于航程和通达性对空战的效率和效能具有决定性作用，故空军前进基地变得十分重要。一国空军基地的地域配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该国的政策意向和防御战略。今天，一国空军基地的分布情况预示了该国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所在。

　　任务空战地理学除了要考虑目标和基地外，其他要研究的方面取决于空军在空中或宇宙空间所担负的下列独特的任务：

　　 1．空袭、空中封锁和摧毁。

　　 2．控制空域，并且不让敌人使用。

　　 3．巡逻并实施侦察和监视任务。

　　 4．提供护航和战术支援。

　　 5．提供快速运输。

　　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制定计划和进行训练，应予具体考虑的环境因素是天气、地形和电子干扰。这些因素影响飞行条件、通信效果、地标领航、侦察效能、地面支援或空投的可行性以及无道面着陆场的可利用性。

　　自1945年以来，空战的概念已受到了技术上迅猛变革的冲击。飞机以惊人的方式提高了自身的速度和载重量。预定程序飞行和制导系统的技术得到了发展。喷气推进技术日趋成熟。能够担当星际飞行任务的火箭发动机已经进行了试验。

　　这些令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同研制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以及组织全社会力量致力于开发宇航这类专门项目相配合，导致对未来战争大体性质的推测。

　　人们只能想象这些大功率发动机会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人们还缺乏在战时同这些东西打交道的经验。

　　关于德国远程火箭袭击英国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人们找不到多少证据。同样也难以找到证据来表明，日本在没有盟国支援，海、空力量衰竭和军事前哨阵地接二连三崩溃，以至战线已退缩到本土的情况下，不管原子武器是否被使用，还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打下去。日本的投降使初战阶段已经开始的钳形登陆突击作战取消。

　　大规模毁灭，特别是对平民百姓和民用设施的大规模杀戮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计的，目前假设大规模毁灭的军事意义尚未确定，似乎是稳妥的。

　　基于此，远程轰炸机同核武器或导弹相结合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它是一支现实的牵制力量。只是在没有一支可以同它相抗衡的力量存在时，它才有意义。如果出现一种相对抗的力量，动用其中一种力量都必须从周边条件(如目标易遭攻击性的差别)或局部条件(如相对的通达性)的分析中获益。

　　新的空间技术的军事意义甚至更难估计。因此更难预测地理方面应予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方面似乎是利用卫星进行监测，比较明显的是，在世界各地进行空间监测，通常无云地区要比多云地区更容易进行。另一方面，这些卫星系统对于应用地理学已证明具有极大的价值，如用来改善大地测量精度，研制更好的地图品种以及加强对全球气象的了解等。

　　可以设想，导弹的开发研制将导致侦察和战略进攻方面的深刻变化。的确，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在几分钟内就遭到来自任何其他地方的袭击。预警时间大大缩短了。导弹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仅提供少量有关其意图目的线索。然而，洲际导弹和卫星主要是战略系统。它们在军事地理学中的最终意义取决于对在战争结局中战略突击的重要程度这个尚未解决问题的回答。在战争胜负的条件未能被更精确地表明和战斗意愿未能被估量之前，大规模毁灭性环球或洲际武器的最终战略意义必定仍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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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战争

第三章大战略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大战略一词的含意是：计划、协调和指导使用一个国家或联盟所有的资源——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以达到和保持一种政治目的的过程。它并不一定，也不完全同武装冲突的战略有关。在本书中使用此定义尤应引起注意，因为美国国防部门不使用大战略一词，同一概念归入“国家战略”一词，其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同武装部队一起，发展和运用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 注：《美国三军军语辞典》第299页，参谋长联席会议，1962年2月颁布。 ]

　　在论述军事地理学时，需要把国家政策的战略和军事战役的战略加以区别。前者显然包含实际遂行军事行动以外的更广泛的内容。在本书特定论述范围所使用的大战略定义，同莫里森海军少将援引魏德迈将军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运用一国的全部资源以实现政策所规定的目标。 [ 注：美国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军少将(退休)：“太平洋战略”，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6卷第8期35-40页和第9期34-39页，1962年。 ] 它基本上也相同于英国的B·H·利德尔·哈特所下的定义：“……大战略(或称高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所有的资源，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即由基本政策确定的目的”。 [ 注：B·H·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335-336页，美国(纽约)弗里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公司，1954年。 ]

　　根据上述定义，大战略地理是与国力地理有关的。它还可能与盟国的力量以及研究个别国家在世界不同地点所能发挥力量的大小有关。简言之，大战略既涉及动员力量的潜力，又涉及在特定地点运用力量的潜力。

实现大战略的方法

　　实现大战略的目标所运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四种。令人注意的是，每一种方法都为各国竞争的国际舞台充实了每日新闻的内容，提供了大字标题和许多社论。这四种方法是：(1)友好地解决分歧；(2)间接压力；(3)其他不友好的行动；(4)战争。 [ 注：此类问题在有关国际法的许多著作中广为论述，例如，阿莫斯·S·赫尔希所著的《国际法的本质及组织》(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 ]

　　友好地解决分歧 友好解决分歧的方法包括谈判、调解、妥协和运用调查委员会、国际仲裁及司法等手段。可供选用的方法很多，并且简便易行。这些方法被频繁采用，当争端双方不采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争端时，可以断定有一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1964年，巴拿马共和国接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调解，以赢得它在巴拿马运河争端中的目标。同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采用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寻求解决双方在婆罗洲岛屿问题上的边界争端和游击战。墨西哥和美国也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它们之间沿格兰德河的埃尔帕索的边界争端。近年来诸如此类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事例层出不穷。

　　间接压力 国际关系中的间接压力属于并非要通过外交途径而施展的策略和谋略，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巧妙地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其手法是运用心理、社会、政治和经济战等。运用宣传和其他心理战方法来削弱一国政府的地位或左右一次选举，无需介绍。在1948年4月的意大利选举中所掀起的通过广泛的写信运动从一国渗透另一国内部事务的事件就是这种做法的例子。 [ 注：此例指的是，有亲属在意大利的美国人被敦促给其亲属写信，说明投票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

　　有效地运用心理战似对最近的古巴革命 [ 注：默尔·克林：“古巴：运用非常规战争成和地夺取政权的专题研究报告”刊登《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纪事》第341期42-52页，1962年5月。哈里斯·克利契·彼得森少校：“游击战”(切·格瓦拉著)，刊登《海军陆战队公报》第45卷第6期36-43页，第7期41-43页，第8期43-45页，1961年。 ]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办法是使古巴政府为难和出洋相，迷惑、离间、恐吓和引诱古巴人民。

　　社会战 现正发展成心理战的辅助手段。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瓦解和破坏过程，它进一步表明国际政治是怎样渗透到基层群众中去的。它表明，通过促使内部分裂和对抗、破坏伦理道德标准以及瓦解家庭和团体的联系，可以削弱一国的国力。社会战手法是德国第五纵队 [ 注：路易·德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修订版，译成英文，第308页，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56年。 ] 的活动中广泛运用的。

　　就某些不发达的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而言，强烈的初发民族主义意识和新、旧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用来制造这种分裂的基础。在拉丁美洲，随着和外界联系的加强，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水准和政治现状的不相称。在所有这些地方，潜在的社会紧张状态存在于不同种族集团(蒙古人、欧洲人、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中，或也可能存在于截然不同的宗教中，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所信奉的宗教中。

　　政治战 包括外交压力和恐吓(其中又包括断绝外交关系)、强行威胁、瓦解政治官员和政府官员、以及破坏人民及其政府的抵抗意志。近年来，这些方法经常被运用，以致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国际政治战看作是一种正常事态。在柏林和柏林走廊、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和朝鲜停战线沿线，威胁和挑衅等类活动是司空见惯的。颠覆和破坏抵抗意志的事例难以具体证明，但1948年2月当共产党人夺取控制权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或者再可举一个更早些的例子，即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态似应属于这种情况。

　　经济战 经过调查之后仍然被认为是最复杂的非暴力行动。经济战的攻势似乎是坚定不移地指向强行减少可供敌人消费的财富，并强行制约其行动自由。经济战的防御性措施包括经济管制、储备、建立备用设备以及贷款。经济战的一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种攻势方式，即(1)断绝资源；(2)断绝贸易；(3)断绝资本；(4)转移劳动力。 [ 注：吴源里：《经济战》，美国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52年。 ]

　　断绝资源 不仅拒绝供应军需品，而且拒绝供应口粮，这是回到过去封锁和围城的老办法上去了。这种策略业已发展成一种既不那么露骨又不失之粗鲁的时髦工具。拒绝供应资源可以通过抢先购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抢先在西班牙购买钨和在土耳其购买铬那样，可以加剧这种对进口资源，包括粮食、金属和特种军需品的依赖性。

　　其办法是长期阻碍一国发展该工业产品。一个工业发展受到如此阻碍的国家是经受不起断绝贸易的打击的。

　　断绝贸易 可选用下列若干有效做法，如抵制、禁运、特许证、许可证或定额制度，将一些特定公司纳入黑名单以及控制航运或生产等，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近些年来实行贸易限止的例子发生在1963年7月和8月，当时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停止向葡萄牙和南非运送武器。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在于着重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对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南非的白人霸权主义政策的立场。此外，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和倾销产品，可以搅乱国民经济。可以按计划程序造成一国经济的依赖性，首先使其感到很容易得到某些进口货物，然后突然取消定货或供货。此类行动会构成经济压力，雇佣方式上的突然变化也能收到类似效果。

　　断绝资本 通过撤回贷款或故意制造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拒绝提供金融资本，也是制造经济压力的有效手段。纳赛尔在其阿斯旺水坝工程建设上为得到美国的支援所遇到的困难，促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政治改组。其他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还有拒绝偿还债务，冻结和清算外国资产，操纵外汇市场，包括伪造和抛售货币以及通过纵容走私和黑市活动，冲击其内部价格结构。所有这些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都使用过。最近的例子是1963年7月冻结古巴在美国的资产。

　　瓦解和转移劳动力 这一手段击中了经济的要害。其办法可以怂恿劳动力要高价而失去市场竞争力，或者引诱劳动力移居国外。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都会造成生产停滞和劳动力外流。从1946年到1950年，由于游击战和恐怖分子的活动 [ 注：塞奥多西斯·帕帕萨纳西阿泽斯上校：“匪徒在希腊的最后处境”，刊登《军事评论》第30卷11期22-31页，1951年2月。 ] ，估计有70万希腊人离乡背井，流入大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阿尔及利亚在其独立(1962年)前的年代里，政治上的动荡和恐怖主义促使大批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才逃往法国和其他国家，导致该新兴国家的经济能力受到重大影响。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 其他不友好的行动，这样一种方法所指的含意是：可以实施小小的“象征性惩罚”，换句话说，这种制裁行为不能算作是施加国际压力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它们是对独立事件的独立反应，包括回敬、报复、和平封锁、表示和显示力量以及武装干涉。

　　回敬意即报复，是指国际上的一种“针锋相对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在其征服的欧洲国家内，常常以十对一甚至更大的比例对民众团体采用这样的报复行动。

　　和平封锁 仅能说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其意图并不在发动战争。1962年的古巴对抗期间就采用过这种做法，在这一事件中，冲突各方显然都不想煽起敌对行动。

　　显示力量 通常至少在新闻界具有制造一种危机的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先是在1950年，继而进一步采取的福摩萨 [ 译者注：指台湾 ] 海峡的行动，表明了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意图。

　　武装干涉 美国曾在同上述情况多少有点类似的情况下运用这一方法来保护有关各国政治上完整。在1958年的中东危机中，对黎巴嫩的两栖登陆充分体现了此类的行动。较近期的例子是联合国于1960年和1960年以来在刚果共和国及1964年在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警察行动。

　　战争是通过武力来寻求政治解决的行动。它一直被认为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O·J·马塞伊斯·乔利斯翻译)，美国华盛顿步兵杂志出版社，1950年。 ] 也许战争确应是最后手段，但历史未必证实了这一准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去寻求自己的目标。军事行动(或“热战”)只不过是国际锦囊妙计中的一计，它跟渗透、颠覆和非军事威胁等一起，应在似乎是最适宜的时机予以选用。因此，在现代发生的一系列暴乱和有限战争中，已无法证实武装冲突确实是谈判破裂的结果，并且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后手段。谈判可以在热战后和热战前一样来得容易，朝鲜冲突后紧接着的板门店无休止的会谈，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上归纳的用于一国执行外交政策的许多方法，由其复杂性可以看出，凡是研究环境对这种政策的影响或者利用地理情报制定战略，都需要详尽和具体的地理情报资料。编制合适的地理文献的先决条件是要广泛收集某些特殊城镇、公司、协会、宗教团体、政治党派，甚至某些特定人物的情报资料。对论题要分析得细致入微，不能轻描淡写。有效地应用大战略地理同处理军事地理各个方面一样，必须以人口数量、财产价值、消费率、行市变动率、专项进口货物吨数等等的具体数目或估计数字为依据。有价值的归纳应该是这些专项详尽资料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

政策目标

　　在处理一国或国家集团与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中，政策目标一般可归结为下列四类中的一种：(1)遏制；(2)控制；(3)获取；(4)国家灭亡。每一个国家在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背后，都存在着固有的欲望，在与他国相处时，如果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则至少要保持与他国同样的地位。任何一种意在改善对另一国地位有利的政策必然会招来猜疑。

　　因此，遏制乃是对外政策目标中最善意的一种。

　　遏制包括保持现状或现有关系，或者至少是保持同样水平的力量。在执行遏制政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有组织的国家集团任何增强力量或战略态势的行动，都会遭到另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反对。这种争夺具有使国际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态的特点，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或再早些时候美苏之间那样。这也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上。

　　控制包括获取特殊的影响力，其办法是一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使他国沦为殖民地、保护国、卫星国或其他依附形式。国际上的控制形式和程度多种多样，其中甚至可包括联盟中的小伙伴。苏联和波兰，法国和摩纳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表明了这类政策目标。这一点也可从上一世纪亚洲的势力范围上得到证实，特别是表现在欧洲列强对中华帝国的政策上。

　　获取指的是政治兼并，或以和平的方式吞并，或用武力征服的方式结成联盟。此种关系的实例包括数次把波兰的领土分割和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版图。西半球的例子有美国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及得克萨斯共和国，并与美国结成联邦。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

　　国家灭亡 象北非迦太基和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被摧毁那样的国家灭亡的形式，现已不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以分割领土手法出现的更加巧妙的国家灭亡的形式。当实施分割手法时，这种灭亡政策要消除的是那种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恐怖的国家。

　　通过实施领土分割手法，奥匈帝国、日耳曼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有点类似的情况是，经过殖民地人民的动乱和暴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受到了冲击，至少已部分地崩溃瓦解。鉴于颠覆破坏活动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这一手法，因此承认国家破坏政策的特殊形式，也许是现实的。

　　政治军事事务。政治军事事务是外交目标的精髓，是同用以实现国家意志的各种不同的政策有关的。如同在军事斗争中一样，外交的大目标就缩小到通过各种所能采取的手段包括战争，把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外国。因此，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以实际的或含而不露的威胁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以战争相威胁。所以，没有国家现有力量作后盾的外交，毫无疑问只能是虚张声势。有效的外交行动必须以现有力量作后盾，外交的目标必须是该力量所能达到的。总之，国力和在某些特定地点运用国力的能力对外交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利害冲突

　　大战略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间或两个联盟间利害冲突的目标上。一种情况是边界争端中的领土问题，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领土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另一种情况是人在发挥作用，其同情心提供了冲突的斗争对象，如在南越那样。重要的港口，如爱琴海沿岸的杰贾加赫 [ 注：现名为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希腊东北部港口。在色雷斯区马里察河口西北。历史上，希腊和保加利亚曾长期争夺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保加利亚割让给希腊。1941年曾为保加利亚占领。1944年又归还希腊。 ] 、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 [ 译者注：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 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阜姆 [ 译者注：今南斯拉夫的里耶卡 ] ；产矿地区，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切申 [ 注：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山口北端的工业城市，长期来就是边界争端的导火线。 ] ；或者交通要道，如苏伊士运河，所有这些地点都可能成为国家战略集中注意的目标。如果利害冲突集中于任何特定的焦点上，那么该点周围的或与之相关的条件将规定和制约国家力量的运用。每逢此种情况，立即会出现若干捉摸不定的问题，如“对谁有利？”、“他们对此要做什么？”、“还有谁可能要介入？”以及“要强迫对方表态吗？”。上述任何一个或全部问题都可能是关键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就广义的国家利益而言，大体上决定了国家力量动用的程度。国际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鉴别和详细分析这些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利害冲突方面的问题的鉴别和演变。但必须指出的是，应用地理学的这一方面已部分超出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和平的条件 和平的唯一基础指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顺应并安于现状，而且不准备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局面意味着对遏制的默认。不幸的是，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世界处于停滞状态，技术经济结构、工业效能、国民财富、生产以及国力的其他诸因素都没有什么进展或变化。随之发生的情况是，任何一种可取的办法自然会导致变革，包括对权力结构的威胁，从而导致包括使用暴力行动在内的防务反应。在上述那种和平世界里，产生利害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民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此种变革对于对外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改变相互接受的现状的做法，都会导致国家目标的冲突，政策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国际强制行动。这些改变现状的情况极有可能造成把国家意志强加于人，并随之采取外交行动。因此，它们代表了一个国家应用大战略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的外界条件。通过组织同盟国、卫星国和附庸国，通过获取前进基地或增强军事力量来改善战略态势，以及通过实际地和相对地改善国力结构等其他措施，都有利于实现外交目的。

　　战争的起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战争看作是利害冲突各方中的一方对下列问题的结论而引起的：(1)涉及的国家利益对国家最关重要；(2)它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至少和对方相等；(3)通过战争比采用其他手段更能实现其目标。战争不一定起因于外交的失败，然而它一定反映了一方确信诉诸战争是最佳的行动方案，而另一方则认为有一定的把握遏制对方取胜，或者能通过武力抵抗取得圆满的结局。定下这一决心时应该估计到盟国或“第三国”有可能提供经济援助或出兵。因此可以推论，在冲突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弱方与其作徒劳无益的抵抗，不如屈服让步。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总能作出这样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丹麦和荷兰的进攻就是明证。

　　行动方案 在估价可能的作战方案和判断军事上取胜的机会时，对国力进行估量非常重要。在进行这种估量时，判断国力在冲突地点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冲突地点不一定雷同国内的情况。应着眼于基本国力，即把形成国家力量的能力同在遥远地点和外国领土上运用该力量的能力结合起来。大战略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意估计到，由于要在遥远的地点动用力量而造成的国家实际力量的某些变化。更客观些说，就是要注意部队长途跋涉或穿越荒凉地区，对战斗力的影响。法国的拿破仑曾将其部队一直推进到莫斯科城下，但却没有在那漫长的战线上保持其部队战斗力的能力。历史上某些大灾祸，基本上都是由远征军或国家过度扩张造成的。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欧洲军队的过度扩张就是明显的例证。

　　因此，大战略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设法规定过度扩张的起点和识别引起过度扩张的条件，而且，显而易见，国力的潜力会随着行动距离和范围的扩大而迅速地衰弱。所以，在某些场合下，某个当事国试图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武力来支持其外交活动，似乎并不都是行得通的。

地缘政治分析

　　对大战略中地缘政治成分进行评价以用来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这种技术手段，是随着地缘政治分析范围扩大而产生的，业已被认为是分析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广泛基础。通过此种分析程序，政治地理关系可以实际运用于军事和政治。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个别的政治行动应纳入一总的行动和目标，其结果取决于一些最强大国家中最有权威的政治家的决策。这里，军事地理学家应为力量的运用方向，调研重点和体面地撤退寻求指导方针。一张地缘政治成分的分类表，一项国家战略的调查材料及一份国家目标、利益和实力的考察报告，会使人深入理解国际事件的意义。同样地，确定现实的和潜在的利害冲突的地点，会有助于人们弄清国际背景并有可能作出一份地缘政治的估测时间表，可以据此预测国际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采取措施去认识、收集和分析对于了解国际关系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地理因素。

　　首先，应根据其战略地位对大陆和地区的地缘政治成份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每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例如有关国家的殖民地或海外省)应区分为主要大国、卫星国或盟国、缓冲国、中立国或者权力真空部分，至于一个国家或帝国的辖区，可按其功能包括工业中心、运输网、农村腹地及具有影响力的地区等加以区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看到功能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作为分析阶段内容的组成部分，可以绘制一条实力均势线，把敌对大国及其依附国互相区别开。这条线用来突出地区的政治结构(参见图3)。采用类似的方法，还可以看出敌对国家，尤其是敌对大国具有一条共同边界的接触地带。对这一地带应特别注意，因为它包含着利害冲突的诱发条件，即直接接触。就美、苏关系而言，这种接触地带是在白令海和北冰洋地区。

图3 一九六四年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示意图

　　现在来集中论述有关国家似在遵循着的国家战略的目标和方法。对于可能加剧利害冲突的任何一种战略冲突的种种迹象应予高度重视。因为在这种形势下，要避免战争可能是困难的。

　　按照适当的顺序，下一步有必要鉴别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并且尽可能对每一国家强力推行其意志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做法之一是设法估计每个国家对其每项利益或目标的重视程度。尤应特别注意对国家福利至关重要的利益，因这些利益能够导致军事冲突。这里，评估有效国力的重点应放在对一国支持和维护其政策的能力和信念上。在进行此种评估时对力量均势的估计在于指出均势的变化可能是触发战争的媒介，在此情况下，敌对双方可能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对于敌对国家或联盟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速度的趋向的估计，对预测战争爆发的时间表是很有用的。可以推测，时间可能对实力地位正在改善的一方有利，而实力地位正在下降的另一方却很有可能采取主动行动。实力正在下降的国家，可能断定国际争端现在应加紧解决；而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则可能断定国际争端最好推迟解决。如上所述，由于接触地带有着潜在的敏感性，因而对这些地区潜在的实力对比的评估显得格外重要。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对很可能发生国际性利害冲突的地点作出估计。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国际事件，可能会触发战争。同样，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对各国或联盟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也可作出估计，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用以拟制大战略方面的政策、计划和程序。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47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与战争

第二章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国力的评估

作战地域的分析

环境工程学

　　地理条件和军事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互作用，是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连篇累牍并日益增加的文献书目证明，围绕这一前题所要阐述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作家对此都饶有兴趣，并竞相撰写文章和书籍，其中有些是纯学术的地理学家和一些与军事科学有点联系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地理领域进行着钻研。多数作家则是根据一支潜在的武装力量论述军事地理，或者联系当今形势解释外交-军事历史。此类著作在根据现有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时通常不那么直截了当。因此，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如果按现在这种趋势和研究重大国际问题的方向发展下去，那它只能为外交家和政治家所欣赏。说真的，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有可能使它与幸存的伪科学并列的危险。

　　粗略地看，军事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综合性的，专题性的和区域性的。

　　综合性的军事地理著作 其标志是将系统地理学运用于军事任务的实施。论述的内容包括从自然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范围内多层次的学科内容，诸如地貌学、人种学、植物学和政治学等。研究士兵对气候的适应性或土路对车辆的通行能力属于专题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如果上述某些分支学科对研究某地的地理条件和军事活动无直接关联，它们至少可为深入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感性和背景材料。

　　专题军事地理著作 实质上是填补系统地理学和军事学之间的空白。论述的内容包括国力的地理条件或环境要素，从事装备器材的设计研究和探索战争的形式。它还深入研究战略、战术或后勤的空间或环境要素，以及在陆、海、空或外层空间进行的各种战争。专题军事地理学著作的选题有沙漠地作战和两栖作战等。总之，专题军事地理学要说明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例如在北极、山地、两栖、沙漠、城市或林区作战所应采取的不同作战原则。

　　区域军事地理学著作 起着一种合成器的作用，它将某一特定军事地区或活动地域内的各种地理要素汇总进行研究。为了做到准确或有针对性，军事地理学应能经得起对一既定地区在特定情况下适用性的检验。例如对中非或沙特阿拉伯的军事评价，就应说明该地区特有的区域地理要素。这一学科着力于既解决常规问题，又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已知环境与适当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军事地理学与学术性地理学的关系 军事地理学与大学课程中的学术性地理学是有联系的，因为军事地理学是应用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开拓新的应用领域，系统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适应性更强，判读内容也更加广泛。军事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在探讨问题的方法和结构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点。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地理学代表大会上和1964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地理学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应用地理学”这一新的地理学分支学科，以区别于经济地理学。根据这一发展推论，军事地理学应属于“应用地理学”的范畴。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只需把军事机构看作是工业部门。这样，军事地理、经济地理或应用地理都有了相同的研究课题。不论是资源、交通、征兵、建筑、设计，还是消费问题。可以设想，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和并行不悖的研究内容，人们可以预测，经济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将是军事地理学科学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军事地理学在其总目标中，同政治地理学中某些较高级、较抽象的概念的联系也是很紧密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大战略的实质性内容，揭示出同地缘政治学可能有关联的国家力量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了解军事上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这里应是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作为评估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也应该帮助分清哪些是切实可行的，哪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军事地理学与军事学的关系 正如军事地理学能促使地理学发展那样，它也能有助于加深对军事学的理解。军事地理学的概念涉及到军事原则、计划拟制、情报和支援等方面。本书大部分章节就是论述这些题目，但似有必要在此先扼要说明一下。

　　在拟制作战计划和遂行军事行动时，地理或环境要素是作为可变要素加以考虑的。大的战役的发起，要一再等待春季到来。但也有这种情况，军队利用冬季湖泊、沼泽和其他水域结冰之机，实施冬季作战，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俄国人在1943-1944年就是利用这种情况对付德国人的，当时他们的牵引车越过冰封的拉多加湖，解除了对列宁格勒的围攻。有些地区的某些道路由于被军队频繁地使用，以致成了有名的行军路线。例如在封建时代，罗讷谷地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该地曾断断续续地作为军队往来于法国北部和南部的通道。这些可变的起作用的因素是在进行军事地区分析和情报判断时必须不断加以考虑的。同样，在拟制后勤保障计划时，要着重考虑某一特定战区的环境条件或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在估计装备的适用性、补给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需要何种特种战斗或动用什么样的支援部队时，显然也要把环境条件和不测事件考虑进去。考虑这些因素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研究和发展的需要，设计新的军事装备以及进行特种训练的需要。

　　这些名目繁多的影响要素是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应加以考虑的各种制约条件和要求。其作用大小，须视它们对武器的使用和对部队机动性的制约程度以及对特种训练和编成的要求程度而定。最佳的作战方案和最佳的战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均需随不同的地理条件而异。

　　军事地理学与政府政策的关系 国家或战区内的地理关系和环境条件影响着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运用其军事力量和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对方的能力。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具有制约作用。由于外交要依靠实际的或隐含的武力制裁作后盾，它也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边远的或通达性差的国家难于帮助他国或是对他国施加影响。内陆国家匈牙利(在1956年)或老挝(在1962年)当时的困境反映了这个问题，不仅是距离因素，而且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所持的态度阻碍或至少延迟他国采取积极的行动。1962年美国和苏联就古巴问题的对抗中，距离遥远可能是使苏联采取消极行动的一个原因。西柏林如果不是西方在民主德国境内的一块飞地，必然会是另一种情况。

　　另一方面，把拥有军事能力作为—张外交王牌，最后将导致把军事需要强加于外交行动。这种力量使一个国家确信它能通过谈判获得前进基地、战略疆界和军事盟国。并有必要这样做。实际上，当今世界大部分地缘政治结构的发展似乎是受这种考虑支配的。

　　军事地理学的应用 归根到底，军事地理学的应用决定着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外交人士、政策制定者、军事人员是这一学科的实际应用者，用以来判定和寻求国家目标。专业军事人员最专心致志于运用军事地理学。

　　参谋从本职工作需要出发关心着军事地理学的几乎每个方面，并关注着系统地理学每个分支学科在军事上的运用及意义。他们对天气的关心就是一例，因为天气条件对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计划的拟制都会带来影响。 [ 注：据报导，1944年6月，北大西洋和法国北部沿海的暴风雨延误了诺曼底登陆，并进而威胁到整个作战进程。当年12月，恶劣天气又使被合围在比利时巴斯托涅的美军数天得不到空中支援。 ] 而且运输、通信、民情、保健等情况和天气一起，似要占去参谋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地形地貌似乎是主要参与战斗行动的人主要关心的问题。而城市地理、区域政治、地区经济组织、生产和财政等情况则直接同那些例如民事官员等有关系，他们要参与占领区内的行政管理和民防工作。

　　目前，对于所有运用军事地理学的人来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进行国力的评估，分析战区情况，包括分析战区形势，以及确立筹划和接收军用物资的标准。

国力的评估

　　国力的评估部分基于军事地理学在大战略一级的运用。为了估计在武力较量中取胜的机会，必须采取措施对潜在的敌人进行分析。更明确地说，国力的基础在于在国际上施加压力和强行实施其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国家的人口素质和资源条件并加以有效地组织和运用的程度。

　　国力要素 国力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人口数量、分布、气质、技能、组织程度和士气。不过，全民的意志是最关键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些看来已被征服的国家，例如挪威、南斯拉夫和希腊，其人民的抵抗意志调动和牵制了相当多的德国军队。战斗意志的重要性在维科尔山区和白俄罗斯森林地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如果没有实现国家目标的意志，就谈不上有什么国力。

　　我们十分强调人民的战斗和抵抗意志决非要贬低人口素质中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支援战争的居民的绝对人数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如果指的是在军事占领区内数量很大的非生产性的居民，军队要为他们提供食品、衣服、保护和警察服务，那么这样一种人口素质便是软弱的根源。消耗战能耗尽一国的人力资源，使该国精疲力竭。从1865年持续到1870年的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对巴拉圭的耗费巨大的战争就酿成了这种后果。在二十世纪两次历时更长、规模更大的战争中，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

　　随着战争日趋复杂，谁善于运用手中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士兵，谁就具有越来越大的优势。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即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的战争)、1856年“亚罗船事件” [ 注：“亚罗船”是一艘英属三桅帆船或快艇，来往于广州和珠江口从事贸易活动。1856年10月8日，此船停泊黄埔港，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中国人扯下，全体船员被扣押，原因是一名船员被控有海盗行为。这些问题涉及到治外法权，通商权和条约规定的权力。由于欧洲人觉得受了中国人“侮辱”而被激怒了。一支英国海军对广州实施报复性进攻，破坏了广州的外国租界。继而对广州和天津展开了海战和两栖作战。军事行动以1858年夏季在天津进行谈判宣告结束。 ] [ 译者注：这是英国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制造的借口，详见《中国近代史词典》中“亚罗号事件”条。 ] [ 投笔从戎注：译者注有误，应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 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交战时间和规模与1933-1945年中日战争相比，就反映出交战双方在同类地区由于现代化技术水平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这种影响更突出地反映在1935-1936年意大利的佩特罗·巴多利奥元帅 [ 译者注：佩特罗·巴多利奥(Marshal Pietro Badoglio，1871-1956年)。意大利军事家、元帅。参加过厄里特尼亚战役(1896-1897年)、利比亚战争(1911-1912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1921年初和1925-1940年任意大利总参谋长。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1936年)中，任意军总司令。 ] 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战役中，就在同类地区，手持长矛和陈旧枪支的士兵面对一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在一系列一面倒的战斗中吃了败仗。因此，评估国力除了考虑人力条件之外，还应加上生产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准。

　　国力的第二要素是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资源或财富。包括军需品的储备、制造军需品的能力、获取制造军需品原料的条件，以及在生产、采购或运输等各个环节不出故障的能力。这些资源还应包括用以把军需品有效地分发到部队而所需的轮船、铁路、车皮以及车辆等运输手段和工具。因此，在鉴定战略目标时，那些生产独特部件或独家提供某个重要“发明”的工厂，在国家资源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独特的货物集中点或转运站也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依靠军需品生产外，还应具有在整个非常时期维持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物质能力。这种能力尤指对全体公民经济需要的满足，包括提供必需的消费品，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国家信贷。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联邦未能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信贷，显然给南方的军事态势带来了不利影响。二十世纪战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满足战争费用时，对全国存款、长期贷款乃至现金赠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要保持强大而富有弹性的经济，具体说来，就是要在不破坏内部经济结构平衡的情况下，能从生产部门或日常服务部门抽走大批劳动力，并从民用经济中转走大部分工业生产力。由平时经济体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以及在战后再恢复到平时经济体制的过程，必须谨慎从事，经济失调和混乱会带来政治上的骚乱和动荡。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战时政府尽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在战争结束后垮台的原因。

　　恢复力，或称之为恢复元气的能力，表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国民经济力量的雄厚程度。它要靠在维持战时和战后生产的同时，加固和保护好重要的工业目标。英国靠在德国实施“闪击战”时不间断地生产，从而取得了恢复力。瑞典通过建设地下工厂也取得了这种恢复力。把新的工业区向东扩大到西伯利亚，也许是苏联通过疏散工业基地来获得恢复力的一种办法。

　　国民经济力量，包括保持货币稳定以及开展或抵制经济战的财力。其实例有：一国政府可能强行抵制外货，囤积国际流通商品，重开销售渠道，破坏货币结构和国家信贷，以及实施津贴和贷款以支持国家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租借协定，即是大规模贷款的实例。最后，与国家经济力量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治国的才能、技巧和用于建立和支持国际联盟的物质条件。

　　国力除了依靠人口和资源条件外，有时还取决于空间因素。这些因素与通达性的自然环境有关，通达性左右着资源的获取利用，或者造成目标容易遭到攻击。缅甸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对山脉和森林的保护增强了力量。日本和英国都曾凭借岛国的位置，确保了安全。然而，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一度奉行并得力于以两大洋为屏障的孤立政策。

　　国力的评估 国家力量对比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促使许多人设法寻求一种用以精确评估国力的统计方法。然而，国力包含的重要因素太多，无法用数学公式表示。这里有许多无法估算的力量，诸如战斗意志、社会的内聚力量和政治责任感，以及忍饥挨饿和经受挫折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正是由于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在军事计划和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判定力量的强弱充其量不过是概略的估计，或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国力的评估，通常包括正规防务机构的编制人数，以及把预备役和准军事组织考虑进去后，可以最大限度动员起来的防务部队的实力。它也包括主要的防务装备，如舰船、飞机、坦克、火炮和导弹。也可包括机场、基地、武器库和维修设施。由此还可以扩大到民用经济领域，需要统计军需品的生产能力，储备量以及现有的稀有重要作战物资。由此可见，如钢、铝、铀、石油、甘油和硫酸等重要物资的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没有国民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全面统计资料，国力的评估也就没有真正的界限了。

　　国力评估指标 由于国力评估需要列出的清单的冗长，编制这种清单投入的人力很多，以及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难以避免统计的片面性，因此理应设法寻找一条捷径或者是概略的统计方法，用以反映较为错综复杂的国力结构。研究这些指标，对军事学者来说仍旧是一项挑战性的课题。迄今所使用的国力评估指标包括人口数量、教育水准、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国家收支平衡、黄金储备平衡，以及电力、燃料、钢、硫酸、铜和其他与重工业有关的若干项目的生产率。同时，估量交通运输网的效能和经济结合程度及一体化水平似乎也是颇为有用的指标。不过，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还不能确有把握地精确地对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的国力进行评估或比较。

作战地域的分析

　　应用军事地理学的作用，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通过对需要拟制战略计划和实施战术方案的地区进行分析得到体现的。这里，军事地理学清楚地表明，它要执行的是目的性很强的使命，即必须根据真正的或想定的作战方案判断过去的和潜在的各种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典型例子是巴黎盆地外围向东突出的单面山脊 [ 注：这里指的是部分环绕于巴黎地区的不对称的山脊。山脊的陡坡向东凸出，故使巴黎方向运动的部队必须攀登最为陡峻的山坡(见图2 西北欧战场形势图)。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所起的障碍作用，其大小取决于进攻方向。再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北非沙漠战役中，有关部队直接面对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经历的艰险远远超过对付敌人本身所耗费的精力。

图2 西北欧战场形势图

　　地区分析是估计军事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拟制军事计划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步骤。在对某一指挥任务进行恰当分析时，应说明地区特点对敌我双方若干可能的作战方案中每一方案的影响。而且，地区分析还要提供基本情报资料，必要时应加以判断。这些对于指挥官定下正确的决心是至关重要的。

　　地区分析的内容 地区分析由三部分组成，即：(1)地区概述；(2)地区军事形势评估；(3)地区特点对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作战方案所造成的影响的估计。

　　概述部分，通常在叙述地区各要素时着重阐明天候和地形特点。记述天候条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包括长期天气预报或气候综合报告以及气温、相对湿度、降雨量、地面风和高空风、云、能见度和气压等要素的预报表。还可以提供日出、月出的时刻和持续时间，并适当地描述磁场现象、拍岸浪和海况。

　　对现有的地形状况可以分四个部分加以详述：(1)地貌和水系；(2)植被；(3)地面表层结构；(4)人工地物。在这四个标题下，可以叙述地面的坡度和地貌；河流的特征及其河岸和河床情况；自然植被类型的分布，树茎密度，树干直径，树冠覆盖面积，林区的林下灌草层；土质及泥土地面承受车辆通行的能力，以及道路、铁路、机场、桥梁、楼房、城镇、工厂、矿山和要塞等这些人类占有的劳动成果。此外，如果必要的话，叙述的内容还可包括地区的水文、运输、人力、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等要素。地区分析中涵盖如此多的内容，足以着重说明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必须广阔。

　　在评估地区的军事形势时，概述中所提供的许多事实可以用来确定对战术或后勤保障活动的影响。这里需要考虑地区环境要素对下述战术因素的影响：观察和发扬火力，各类部队的掩蔽和隐蔽、运动和开辟道路的障碍，重要地物的判识，以及接敌通路的选择方案等。在后勤保障活动方面则需考虑哪些环境因素对人事管理，包括民工、后勤和民事活动具有潜在的影响。

　　最后，依据各种判断作出的地区分析结论应该说明地区环境特点对具有不同建制部队的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作战方案的潜在影响。

环境工程学

　　设计标准 军事地理学最新的应用方面之一，即是评价区域和全球环境条件，以便分析环境对人员和器材的重要影响。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力图明确必须达到的条件，从而建立起合适的器材设计标准。这些研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程地理学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因为它利用在许多地点和地区对环境条件的测量数据，来设计车辆、被服、定量给养、通信设备和其他许多军品。通过研究这些测量数据，便有可能在进行器材设计时，不花大的代价而又能提高器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与环境要求相悖的情况出现。因此，应设法提高器材的设计效能。

　　后勤计划拟制 这种处理器材的方法为拟制后勤计划，特别是在补给和分发方面提供了方便。一方面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环境应力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发挥人员或器材的效能，就能够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预先测定出最佳的训练方法和器材配备方案。同样，地区性的变质率、消耗率和物资补充因素都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地形和天候条件事先作出估计。例如，变质问题，据估计物质的化学反应率将直接随开氏温度 [ 注：开氏温度即绝对温度。它是根据一种理想气体的平均动能理论建立的可测量温度。开氏温标的零度为-273.15℃。 ]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热带战区，物资的变质率必然会比其他地区高。

　　而且，按这种思路，还可以估计到在极端环境条件下一些军品特殊的设计要求，并提供有关器材的运输、储备、配量和分发等方面的参考资料，以提高管理工作的效能。

　　总之，无论是评估国力，还是估计不同环境可能出现的偶发事故，都属于地区分析的范畴。通过寻求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使用武器装备及组织和遂行任务的最佳方法，可以开拓其潜在的应用领域。因此，可以把军事地理学看作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地区分析，并且这类分析左右着指挥的决策。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45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地理与战争

序言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本书扼要叙述现代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阐述地理学是如何用于军事的，并阐明地理条件对实施军事行动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军事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故一个国家凭借武力威胁以支持其外交努力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就此而言，希望本书对读者在预测各种国际事件和阐明各种外交事务时，会有所裨益。

　　在过去50年中，军事领导人、外交家和其他政治家在使用地理概念和地理情报决定其行动时所采用的方式已发生了广泛、重大的变化，思路更宽，考虑的因素更多，技术也更为复杂。为适应这种应用科学的发展，似有必要提出建立地理学的专门分支，如后勤地理学和民事地理学；为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似也有必要重视技术进步对军事上判释地理的巨大影响。

　　本书在介绍军事地理学时，将引导读者从一般考虑国家政策和国家目标，进而专门而详尽地考虑执行政策所涉及的各项因素。因此，本书将全面阐述地理学在战略规划、战术、后勤活动、军事行动与居民的关系以及在区域的军事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上述军事地理学所研究的各项内容有助于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简明地说就是地缘政治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是在权衡其他民族类似的愿望和能力的基础上全面表达一个民族的愿望和能力。因此改善国家地缘政治的地位，应被视为军事地理学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本书不是诱人玩弄阴谋的入门书，也不是记录全球欺诈行为的手册，而是探讨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如何权衡地理条件上的利弊得失。所以军事地理学不仅是战争地理学，而且还是历史战争地理学。

　　对于克莱尔·福特夫人热心地为本书提供插图，谨表真诚的谢意。我们还特别感谢美国奥蒂斯·M·普朗特陆军上校，约翰·N·伦兹海军陆战队上校，罗伯特·G·泰勒空军中校和罗伯特·L·伍德沃德陆军上校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感谢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尤其是军事地理委员会的诸位同仁对我们的鼓励，使本书得以撰写和出版。最后，我们感谢路易莎·佩尔蒂尔为我们审阅和编辑此书。

路易·C·佩尔蒂尔

G·埃特泽尔·珀西

于首都华盛顿

第一章概述

路易·C·佩尔蒂尔 [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1966

环境要素

军事行动要素

基本论点

　　开宗明义，军事地理学是研究在遂行军事任务时如何运用地理方面的规律。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依据军事形势部署兵力以及环境、民族、部队和物资的位置、特征和分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直至最终对指挥官决策的影响。广义地说，军事地理学可以说是对情报的判断；为武装力量的训练、装备和编组提供依据；并为改进或发展新军事装备确定要求。就战略而言，军事地理学主要是识别各种军事目标和评估运用诸兵种合成部队的能力；就战术而言，则是在制定军事计划时考虑环境的影响。

　　多年来，论述军事地理学的书籍和文章数以千计。其内容大到全球战略概念，小到诸如坦克在某一特定泥地中的通行能力。由于近年来地理学和军事科学变化迅速，因而目前宜于以综合评述的方式论述这一问题。按照预定的构想，本文对地理的诸方面力求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和评价，从全球范围一直到可能的散兵线的具体细节。

　　研究军事地理学的三个根据是：

　　地理学 当今美国大专院校讲授的地理学以分布要素为中心。什么是分布要素？这可粗略地描述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以及那又会怎么样？)”，地理学已经从一种描述性的科学，演变成一种解释和预测性的科学，这种科学要解释和预测人和物的分布，特别是要解释和预测人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这一演变扩大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从主要对地形和天候的研究，扩大到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的研究。现代地理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特点是不仅要研究普遍规律和一般原则，而且要发现一个地区或地方内的实际情况怎样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现代地理学研究内容既专深又注重实际，在研究时不能只看现实的一些表象，否则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军事军事上对于地理诸方面因素的关切程度增长得也许大大超过了学术方面。虽然有关战斗实施之事宜仍需予以重视，但采购、补给、运输、建筑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后勤问题已更加引起重视。军事内容已经扩大到包括军民政体、民防、民事活动等方面，甚至还包括心理战、经济战和政治战。而且，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军界人士越来越关心政治和外交事务。一般来说，军事包含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课题不在某些情况下与军事发生关系。

　　国家政策 在国家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内，人们发现军事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区分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就此而言，应该承认外交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工具。除了那些含有自动制裁条款的国际协定外，条约的有效性的唯一保证乃是以实际的或含蓄的报复行动相威胁。武力威胁是支持任何外交活动最终的制裁手段。仅仅以政治和经济制裁为基础的外交是靠不住的，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外交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因此，在适当的地点运用武装部队的能力，乃是外交活动取得成功所不可少的。

　　反之，外交行动也能大大有助于实现军事行动的目标。在现代纷繁复杂的事务中，统治权的瓦解明显地与地方势力或企图填补权力真空的人们之间的争权夺位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活动属于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其作用在于可以稳定新的秩序，建立同盟关系，并确立赖以发挥军事力量的基地；万一发生武装冲突，那么，事先通过外交努力所成功地打下的各项基础——同盟关系、前进基地、战略疆界、政治上对重要资源的控制权或确保重要运输线安全的手段等——的扎实程度，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战前通过外交活动所建立的政治结构，将形成一个战争赖以进行的战略框架。

　　在这种促进国家利益的协调一致的努力中，把外交和军事努力分隔开，是毫无益处的。外交努力必须确保政策和目标能够得到有效支持；军事行动则需要预见未来可能寄托于它的要求，并且要有信心，不战则已，战则可以在尽可能好的战略态势基础上进行。

　　此外，国家政策等目标应是那些对国家利益最关重要的问题，并且可以适当地通过外交和军事两方面达到这些目标。战略也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其目标不能超越现有的或近期可能达到的能力。军事地理学的职能之一就是协助人们去评估各种目标、战略和能力，并卓有成效地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努力。

　　随着讨论的深入，可以看出：军事地理学坚持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易于理解，便于应用。实际上，这一科学基本上是运用普通的常识和简单的逻辑去分析或评价国家政策、国家政治、工业和军事技术水平以及现有情况的。军事地理学本身并不能预测一项政策是否会得到支持，一场战争或战斗是否会发生，然而它却能对这样做的代价，可能得到的好处和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提出各种看法。它有助于战争这一军事和政治柔术的应用。

环境要素

　　我们观察世界，如同观察我们自己一样，所能观察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感觉到的周围事物。这些周围事物——土地、水、空气、树木、人和事物等——保护并养育我们，制约或帮助我们，并且也可能攻击或加害于我们。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某种因素在起作用，有时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整体环境。这种由基本物质构成的周围事物就叫环境要素(亦称为环境基质)。

　　环境要素，是地理学中一组复杂概念的简称。它是在某地所有活动着的并能对该地各种事物的效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力的总和。在另一地区，这些因素和力的组合，其比例或组合要素很可能不一样。

　　据此推论，我们便能理解到，一个国家或全球地区的环境要素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一个国家之所以比另一个国家享有更有利的条件，是因为它们在资源、人力、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它财富方面的情况不一样，在影响农业生产的土壤、天气或其它因素方面有差异，以及在地理位置和对外的通达性方面也有优有劣。我们通过对下面几个面积在41000-45000平方英里之间的国家进行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出这种差别。古巴、达荷美 [ 译者注：现称“贝宁” ] 、民主德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利比里亚等国家的人口约为200万至1600万不等。文盲约占总人口的95%。各国间资源的蕴藏量差别也很大。的确，命运女神对各国的恩赐是不平等的。

　　同样，可以拿比利时同阿尔巴尼亚相比，两国面积都在11000至12000平方英里之间；或拿葡萄牙与匈牙利相比，两国面积都在35000至36000平方英里之间。这些类似的国家在国力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它们的历史差异和环境要素，包括与不同类型的国家结盟。

　　军事装备的有效性同各地区特有的地形和天气条件有关。可以没想，在马里人们很少会穿海豹皮靴，而在叙利亚，人们也不需要穿雪靴。山地作战装备在阿尔巴尼亚可能比在比利时更有用，而两栖作战装备在葡萄牙则比在匈牙利更为适用。随着这种军事装备的适用性上的差别而来的是武装部队的编制和训练。象匈牙利这样的内陆国家，不大会需要登陆艇，或经过登陆作战专门训练的人员。如果将上述原则应用于各类环境、部队编成和各种作战任务，就能看出，各种战区需要其特有的最适用的军事装备，最精干的组织机构和最有效的训练。同样的环境在补给品的消耗和对保养或维修的需求方面理应趋于一致，对每个战区来说，甚至要求最佳的“工作方法”。

　　国力得以在某地区发挥其作用和效能的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通达性。本书例举的许多地点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位置可参见世界示例地点一览图(见图1)。在袭击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一步步穿越太平洋，使其武装力量直接威胁日本帝国的中心。通达性取决于下述诸因素：无地形障碍物、出入海自由，有道路或铁路可资利用，或者有关友邦允许无害通过其陆地或空域。即使仅就空运而言，不同的气候条件也能影响通达性，因为不同的气候条件会有助于或妨碍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穿越云南“驼峰”的空运充满着险情。从这点上讲，云南的通达性不如德黑兰或卡拉奇。由于摩尔曼斯克接近敌海岸，而且海雾可能遮住攻方驾驶员的视线，这就增加了沿着摩尔曼斯克航线飞行的危险。就此而言，从西方到摩尔曼斯克的通达性也不够好。因此，一个国家支持和维护其国际目标的能力须受环境要素的制约。作战费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环境。

图1 世界示例地点一览图

　　总之，环境要素影响到国力、军事装备的适用程度、军事力量的效能，以及国家发挥其力量和实现其国家目标的能力。当我们使用“地理”一词时，即包含了对某一特定地点或地区进行环境评估的内容。

军事行动要素

　　在上述讨论的总体环境下的行动，均可包括在军事行动要素的范围内。就军事而论，大部分活动通常可分为以下四类：

　　 1．设法观察、判断和联络，以便确定目标，估计形势，传递情报、请示和命令。

　　 2．寻求武器投射的方式和方法，不论是用机械的方式，诸如刺刀、航空炸弹或手榴弹，还是运用弹道的原理，诸如炮弹或火箭。实施机动或展开时部队的运动，或为了投射武器而输送人员，均属此类。

　　 3．设法生产、运送和分发枪支弹药以及其他有助于提高战斗力的支援手段和方法。

　　 4．设法保护和支援非战斗人员并对人民群众的行动施加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防、警察行动和重建被破坏的经济；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战，以提高战斗意志。

　　这些基本的、由来已久的任务，由于传统习惯，已普遍地被接受。但是近年来，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于战争态度的改变，上述任务似有些变化。由于监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扩大了指挥官的有效指挥能力。而在十八世纪，甚至在十九世纪，指挥官还是站在山头上，观察战斗的进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系留气球被用来进行观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空中观察已有很大发展。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完善的侦察飞行技术的先导。今天，可以通过电子传感器、远程飞机和卫星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监视。

　　通讯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从马拉松跑步送信和在地中海沿岸通过远距离烟火信号传递信息以来，我们已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但大部分进展是在1800年以后取得的。约在十九世纪初，法国采用了一种使用旗语信号的通信中继系统。这种使用中继装置的先进方法，使得驿站信使靠骑马来回传递信息的方法相形见绌。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使用有线电报并出现了乘火车送信的信使，而在二十世纪初则发展了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设备。到二十世纪中叶，具有不同功率的无线电中继系统遍布世界各地，信使乘坐飞机远距离传递信息。如今，电视通讯已大大发展。目前正在进一步试验卫星中继系统。

　　由于监测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指挥官已不再被局限在一条很短的战线和方圆不大的战区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指挥。指挥效能的提高，使得战场变得更加广阔，作战规模也随之扩大了。

　　军事地理学研究内容不断变化的幅度虽然要取决于指挥能力的加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武器射程的加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有关。这些新的因素导致了地理方面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马大概能在人不必用手便可攀登的地方行走。车辆和内燃机能极大地增强部队实施机动和后勤保障的能力。但随着铺装道路的发展，再依据尘雾大小的老办法来估计部队的兵力，就成为历史奇闻了。

　　武器、车辆和电子设备的技术改进，间接地改变了军民关系。过去，几个铁匠和粮秣征收员便能满足一支军队的后勤需要，而现代的军队，同那些从事军工生产和其他后勤保障工作的非战斗人员相比，却是很小的。在整个国家劳动力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参与同战争有关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公开承认它的“普遍军役制”就是为了实现其军事目标。现在估算军事设施的规模其意义不如过去。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战争条件，国家保持全民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对于军事态势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这就是军队为什么要关注民事活动的原因，也是在研究军事地理学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对民事地理学的诸方面加以认识的原因。

　　近年来，防御态势中军民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冲突特点的许多变化。战争波及并针对平民。宣传战和心理战似在增长，其矛头似乎愈来愈直接针对着平民的抵抗意志(顺便说明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英国城市的典型的闪击战的效果并不大)。经济战如同阴谋破坏和战略突击一样，可以是针对民用经济的。颠覆社会组织，离间少数民族，制造动乱，所有这些破坏活动与其说是针对军事机构的，不如说是针对平民的。对社会和政治团结的腐蚀和反腐蚀斗争已成为本世纪的战争中出现的一条新的战略战线。因此，军事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之间的差异，从广义上讲，已远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样容易区别了。

基本论点

　　指导思想：本书提出的军事地理学的基本论点或论题，主要是依据这样双重意义提出的：具体来说，搞军事地理研究必然要涉及具体地点和地区，而这些地点和地区，不论在自然地理还是在社会形态方面性质不一，差异很大。由于地点不同，从事军事活动或解决军事方面问题的效果也就不一样。瓜达尔卡纳尔岛(属所罗门群岛)、基斯卡岛(属阿留申群岛)、阿莱曼(埃及)、巴斯托涅(比利时)和列宁格勒这些地方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关系着各地之间的差别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应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很好地预测这些影响。我们能否为特定地区或地方组织一项任务、提出一项训练计划、配备部队的物资器材或安排部队的补给品而摸索制定出一些原则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我们能否以此做法来取得战斗力的优势，或者能否运用这些原则去评估作战能力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本书的基本想法是，通过运用地理科学，来提高军事科学的精确性和预见性。

　　章节安排：在阐述军事地理时，本书以技术的各个发展阶段为线索，按战略、战术和后勤地理学的顺序来安排各个章节。由于军民关系和现代战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故这个问题也将侧重论述，如本书开头指明的，讨论范围将从一般到特殊，讨论内容从大战略或国家战略、战区战略或区域战略到战场地理学或战术地理学，接着论述后勤保障和民事地理学，然后研究由于技术进步可能改变地理要素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将会对判释地理产生什么样影响。最后将综合论述国家利益和能力的平衡问题，即所谓的地缘政治学。

　　这种讨论方法有助于我们得出以下看法：后勤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战术上的主动权是非常必要的，战术能力决定战略的可行性，战略上的通达性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实现总体计划或国家政策必须有强有力的指挥作后盾。

　　论点归纳：本书的基本论点遵循以下几种可靠的推论方法：

　　 1．整体来说，国家特性和国家资源决定着国家的愿望。

　　 2．国家目标要依据国家愿望而确定，并决定着国家大战略的方向。各个国家间的战略冲突和在力求实现国家战略时非军事关系的破裂，将导致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

　　 3．战区的区域特征，影响着这些战区的部队编成、装备、训练和后勤保障方面的需求，并进而影响各种不同军事战略的可行性。

　　 4．特定的战场条件对所运用的战术有影响。战区内出现的不同的战场条件会影响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

　　 5．军队驻地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将会对军民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6．技术在不断变化，其结果将改变环境或位置对军事活动产生影响的方式。这些变化促使作战规模发生变化。因此，技术的变化要求必须改变对地理条件的军事评价。

　　 7．所有这些对军事活动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影响的要素结合起来，便使该地区对支持国家政策的能力产生了最终的作用。就环境影响军事效能这一点来说，在评价战略的可行性时，军事地理学起了一种修饰成分的作用。

　　 8．因此，军事地理学有助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44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战争论

第五章战争中的劳累

克劳塞维茨 [德国]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术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许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其中尤其是体力。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例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濒于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回事；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军队和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应忽视。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一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象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份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正如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高的判断。

第六章战争中的情报

克劳塞维茨 [德国]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象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象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第七章战争中的阻力

克劳塞维茨 [德国]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不过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而已。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道路很坏，天也逐渐黑下来了。当他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同样，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也就受到很大的损伤。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象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面产生各自的阻力。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象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阻力很小。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营总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忍受的劳累会使阻力大大增多，因此必须把危险和劳累看作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象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偶然性引起的。例如，天气就是这样的偶然性。有时，雾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以及妨碍我们向指挥官呈送报告。有时，雨使这个营不能来，使那个营不能按时到达〈因为它的行军时间不得不由三小时延长到八小时〉，使马匹陷在泥里因而骑兵不能有效地出击等等。

　　举这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使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些困难可以写几本书。为了避免这样做，而又能使读者对战争中必须克服的许多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作一些生动的比喻，只怕这又会使大家感到厌倦。但是，再作一两个比喻，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的。

　　战争中的行动象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人在水中，甚至连走路这样最自然最简单的动作，也不能容易而准确地做到。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只用一般的力量就连中等的成绩也不能取得。因此，二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象一个游泳教练，他能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需要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荒诞的和夸大的。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或者不能从自己经验中抽出一般原则的理论家，必然是不实际的，甚至是愚昧的，因为他们只能教人人都会的动作——走路。

　　此外，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也就是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作出极大的努力。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好象进行得很顺利。熟悉这些阻力是一个优秀的司令官必须具备的、常常受到赞扬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当然，充分认识阻力、但又最怕阻力的司令官(在有经验的司令官中常见的畏首畏尾的人就是这样)不能算作是最好的司令官。司令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便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为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此外，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这种阻力，即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人们把这叫做随机应变)。在充满各种复杂细小问题的领域比在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的场合更需要这种能力。因为在后一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别人商讨。善于社交的人所以能够常常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时宜，只是因为他判断时的随机应变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同样，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在战争脉搏的每一跳动中，都恰当地作出决定和进行处理。有了这种经验和锻炼，他可以不加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的弱点不容易暴露出来。如果在战争中常常暴露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样，阻力，或者在这里叫做阻力的那些东西，使看来容易的事变得困难起来。以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就会逐渐明白，一个卓越的统帅，除了经验和坚强的意志外，还需具有其他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

第八章结束语

克劳塞维茨 [德国]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是妨碍一切活动的介质。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以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有，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使剪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晶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里，他们的瞌孔会扩大，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逐渐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会感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总要差一些。当然，所谓差一些，是同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使每个指挥官的判断力、思考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甚至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能使精神习惯于劳累。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严重缺点、错误和束手无策的结果，因而会倍加沮丧。如果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很广泛地采用，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该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同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显得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此外，即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仍然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许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30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战争论

第四章战争中的危险

克劳塞维茨 [德国]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瞬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主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再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术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榴锻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公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是气个非凡的人。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使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28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战争论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所以，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即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感情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起阻碍的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正因为军事天才是指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必然出现得越多。然而，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只是迫不得已，决不是内心情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在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可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比较稳定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理智昏迷。，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要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而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是这时往往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千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许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宇定义的。但是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固然，这个词和官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时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做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样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智力的干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我们认为，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往往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动摇和迟疑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其他害怕心理。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样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他们虽然想要定下决心，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而且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所以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在象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这种回答和这种办法，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平常的，因为，同一个回答或亦法，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平常的，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令人钦佩。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付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导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使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压力、负担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最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显然，这种危险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我方军队受到损失，而指挥官对这种损失负有责任。军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还只不过是要掌握住自己。可是，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发生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勇气十足、精神焕发地战斗时，指挥官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很少有必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决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自己就不会再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相反，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种阻力，指挥官就必须有巨大的意志力。这种阻力并不就是指不服从和抗辩(虽然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的印象，是指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作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意志上的压力就逐渐加重。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他们，继续统率他们。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勇气已经不足以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带到表现出动物本性的境地，以致临危而退和不知羞耻。这就是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必须在斗争中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因此，为了要承受住这种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的动力的强度。这种动力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什么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样含有贬义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当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但是，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可以算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是在战争中使巨大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不管其他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多么普遍，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但即使有了它们，荣誉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其他感情虽然一般地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使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自己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感情，都不能象荣誉心那样，使每一个指挥官象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努力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最能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勤勉精神、竞争心和进取心。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如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强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代用，但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对猛烈的打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以仅仅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还要更多地依靠智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就要加强行动的计划性，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获得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首先我们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刚强。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要幕，要求随时随地象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如果从感情方面观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么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大敏感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第二种是很敏感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来超不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容易动感情而又平静的人。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最后，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大概同活动于人的机体中的各种肉体力量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那种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种组织看来一方面同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精神有联系。在这个隐晦不明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来的。但是，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种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起怎样的作用和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却是很重要的。
　　感情淡漠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静，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做刚强，因为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经常保持镇静，所以在战争中才多少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奋起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消沉。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帮助，但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是忧愁叹息，不能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积极活动，也能保持镇静，可是他们却成不了什么大事，如果他们要成大事，那就要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大事的动机。不过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虽然这种人有冲劲很大的优点，但是这种冲劲不能持久。如果这种人容易激动的感情有勇气和荣誉心来引导，那么，当他们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他们的感情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杀声，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冲动时保持镇静就加倍困难，因而常常会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决不会是刚强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能在最激动的时候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既然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没有自尊心呢!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而已，所以他们多半在事后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经过锻炼、自省和体验，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意识到内心还有保持镇静的力量，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是那种很少激动、但感情却很深沉的人。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好象火心与火苗相比。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比作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他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他们感情的活动就好象巨大的物体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这种人不象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在事后感到羞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镇静，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一旦失去产生自制力的高尚的自豪感，或者当自豪感不强时，也会失去镇静，为盲目的激情所支配。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智力发展得较差，激情总是容易占上风。但是，就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为强烈的激情所左右，就好象中世纪的偷猎人拴在鹿身上被拖过丛林一样。
　　因此，我们要重复一遍:刚强的人不是指仅仅能够激动的人，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人。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很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通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或自己的见解得出的，还是根据某些原则、观点、灵感或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但是，如果见解本身常常改变，当然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见解的常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也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它的不稳定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见解，即使改变的原因在于他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来就不容易改变p或是因为象感情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信念没有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有一个主导原则，因而意志活动很明确，使他拒绝对自己的看法作任何改变。
　　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在感情方面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可靠，因此，在这里比在人类的其他活动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她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使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的认识，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因此见解的改变就更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了。在战争中，常常只能推测和猜想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因此意见的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会不断涌现出同个人信念相抵触的印象。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不能不受这些印象的影响，因为这些印象不仅十分强烈和生动，而且始终是同时对感情发生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但是要坚持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这正是困难的所在。具体情况和一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的。在这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这时对我们有帮助的常常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不必思考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却可以让它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我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暂时现象的印象很强烈的情况下，不要忘记，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相信并坚持当初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镇静对坚定具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是很容易看清的，因此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强的人。
　　在谈到坚定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种变态——顽固。
　　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很难划清坚定和顽固的界限，但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差别似乎并不困难。
　　顽固并不是智力上的毛病。我们所说的顽固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说它来自智力，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智力是一种认识能力。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如果顽固不是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官叫做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而顽固则满足于事实。
　　因此我们说，如果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的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顽固了。正如我们以前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虽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但是却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顽固仅仅看作是坚定的一种强烈嚷现。顽固虽然同坚定很接近，也很近似，可是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决不是坚定的强烈表现。甚至十分顽固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很少有性格。
　　在了解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素质中那些既含感情成份又有智力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中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同感情无关。这就是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能完全改变一切力量的效果。最后，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局部地区最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涉及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人类活动中还有向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活动，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矿业、狞猎和林业等，这些活动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很快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进行，这个空间指挥官用眼睛是不能全面观察到的，甚至尽最大努力也不是常常可以探索清楚的，而且空间时常变更，所以就更难弄清了。虽然一般地说对方也是如此，但是，第一、双方共同有的困难仍然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锻炼克服它，谁就可以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第二、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双方的困难才是相同的，决不是在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在具体情况下通常敌对双方的一方(防御者)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得多。
　　这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的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地形判断力。所谓地形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观念、因而每次都能容易地判明方位的能力。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作用。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来的理解力来弥补肉眼的不足，并把看到的一些片断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即在内心中描绘成一幅地图，并使它长久地留在心中，使它的各个部分不再分散，只有依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才能做到。如果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污辱，如果他耸耸肩膀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了不起的想象力了，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狭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最低微的职能。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把各种物体形象化地清晰地想象成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但是记忆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呢，还是恰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记忆的想象力之中呢?我们不丽以肯定，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这两种精神力量本来就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
　　不能否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发现，当他被派到远处去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践自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骤骑兵或猎兵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为此通常只需具各少许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方面可以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参谋人员的帮助，但是毫无疑问，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不致心中无数，也可以使他更少依赖别人。
　　如果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放肆的女神所作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把迂回敌人阵地这类出现过千百次的、本身很简单的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行动都看成是高度运用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把能干而简单的军人同那些善于深思的人、有发明天才的人或富于理想的人以及受过各种教养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军人的才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智力和才能;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会丧失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他的职位上获得声誉的那些成就。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声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和他下一级的司令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受到更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智力独立活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就使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才有非凡的智力活动，以下各级人员只要具有一般的智力就够了。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队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司令官，由于多年来只从事一方面的活动而显得智力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些迟钝了，因而在敬佩他们的勇气的时候，又讥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替这种勇敢的人争取较好的声誉，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勇气而没有智力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即使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次一级司令官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司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此就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的方面。的确，有时有些人把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不配享有这种声誉。如果这种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国而不至于有暴露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十分确切地断定他们究竟配享哪种声誉。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往往把那些在一定职位上还能大有作为的人也低估了。
　　所以无论职位高低，只有具备一定的天才，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历史和后代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威名赫赫的人物的头上。这是因为这种职位要求具备极高的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军事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他的高尚感情和骑士精神不能象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的一切，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这些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它们没有一定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又很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概然性的规律来估计。所以，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辨明真理的洞察力来看透一切，那么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混乱，他就没有可能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对较高的智力所要求的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抓住和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智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但是，具有这种较高的智力的人，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天才的眼力的人，如果缺乏我们前面讲过的感情上和性格上的特性，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仅仅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因此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合金就是我们面前讲过的果断、坚强、顽强和坚定。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活动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是人们相信他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很少会载入史册的。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是很简单的，是大同小异的，只凭简单的叙述，人们决不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有时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的一部分。在进行某一重大行动以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大楼盖好后就要拆掉的脚手架，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如果我们不冒昧地对较高的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我们要问，具有哪种智力的大才最适于称作军事天才，那么我们说，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方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27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战争论

战争的目的和手段

[出自《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 1832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以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问一下，整个战争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如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顺便说明一平，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士，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持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所以按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态势，才有可能迫使敌人媾和。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但是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敌人的军队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士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甚至全部。

　　然而，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事实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不仅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那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假定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而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如此。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因此，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当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土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协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如果双方同样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的消极性质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纵然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最后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垮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够了。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而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如果利益很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可以看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哪些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也就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耗包括军队的消耗和地区的丧失，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和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增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只要仔细研究←下就可以明白。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即使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其他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增大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里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打垮敌人的军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增大敌人损失的对象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比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比较有利。按习惯的说法，前一种更多地是军事的，后一种更多地是政治的。但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同样是军事的，而且只要同当时的条件相适应，每一种都是合适的。第三种方法是疲惫敌人，就应用广泛这一点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选择"疲惫"这个字眼，不仅因为它可以简要地表达这种方法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质，并不是象初看时那样仅仅是为了修辞。在作战中，疲惫这个概念的意思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

　　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可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弥补。所以争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即疲惫敌人)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采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本来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而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必然会一败涂地。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远远超过当初想象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迸发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咒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坐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不管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不管斗争同粗呆地发泄仇恨的搏斗多么不同主也不管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但战争中产生的二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所以，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也就是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显然，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另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无非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也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决不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以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一点是战斗这个概念所固有的。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可能就是消灭敌人军队，但这并不是必然的，战斗的目的也可能完全是别的东西。正象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既然打垮敌人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既然还有其他对象可以作为战争中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而喻，这些对象就可以成为某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从而也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

　　有些作为从属部分的战斗，即使它们最终是为了打垮敌人军队，也并不一定必须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当我们想到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组织极为复杂，对使用军队有影响的情况极为繁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复杂的，必然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目的自然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很多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可能不是消灭敌人军队，但它们对消灭敌人军队能起很大的作用，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当一个步兵营奉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他地方的敌人时，通常占领这些地方是这个营的真正目的，而在这些地方消灭敌人军队只是一种手段或次耍的事情。如果仅仅用佯动就驱逐了敌人，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不过，占领这个高地或桥梁，通常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军队。既然在战场上是这样，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整个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对抗。在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必然会增多，因而行动方式就必然会增加，战斗的部署就更多种多样，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初的手段离开最后的目的就更远了。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消灭敌人军队，即消灭同我们对峙的那一部分敌军司可能不是某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消灭敌人军队了，因为战斗在这里不过是衡量力量的一种尺度，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它的结果（即它的结局）才有价值。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但是，这种手段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好象就毫无结果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这个唯一的手段中可以为研究找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贯穿在整个军事活动中，可以把整个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战争中可以追求的目的之一，但是还没有谈到这一目的同其他目的比较起来有多大的重要性。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重要性是具体情况决定的。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它有多大价值，我们还没有确定。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探讨一下这个目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已毫无疑问为前提的。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象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真正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战斗同一切大小军事行动的关系，就象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多么远，不管兑现的机会多么少，但最后总还是要兑现的。

　　既然战斗是一切行动的基础，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敌人通过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使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敌人不仅可以通过一次对我们这些行动有直接影响的战斗，而且可以通过任何一次有足够重要意义的战斗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即消灭对方的军队，都会影响以前的其他一切战斗，因为这些战斗郎结果象液体一样，总是要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具有更大的效果。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盲目的硬干总是比谨慎的巧谋为好，那是很大的误解。有勇无谋的硬干，也许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军队反而被敌人消灭，因此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具有更大的效果，不是就方法说的，而是就目标说的，我们这里只是把达到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同达到那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加以比较而已。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因为这两者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尤其在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性行动(一次大的胜利)对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的影响时，应该看到精神因素最富有流动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某一部分精神力量的丧失最容易影响其他部分。同其他各种手段比较起来，消灭敌人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这一手段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它本身就有较大的危险性，人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些，才采用其他手段。

　　采用这一手段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成功时代价较小，失败时危险也较小。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方法同时为双方所采用，也就是说敌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敌人选择了大规模战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这时，一切就都取决于这种歼灭性行动的结局。很明显，即使我方的其他一切条件仍然同敌方相同，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各方面，也必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手段已经有一部分用在其他方面，而敌人却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目的，如果其中一个不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的，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目的。所以，如果交战的一方决定进行战斗，他又确信对方并不打算战斗，而是在追求其他目的，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胜利。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不愿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时，决定追求其他目的才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力量已经用在其他方面，只是指已经用在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其他积极目的上，决不是指用在为了消耗敌人力量而进行的单纯抵抗上。单纯抵抗是没有积极意图的，在单纯抵抗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用在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必要研究向消灭敌人军队相对的一面，即保存自己军队。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击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率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

　　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助，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等待歼灭性行动。

　　至于应该等待和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这又涉及到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进一步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固然，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因此，这种不流血的另一种方法，决不是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造合当时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许多统帅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这样，结果往往是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而且，因为时间和空间是有联系的，所以只要情况允许，还能够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是，一到继续推迟下去会非常不利的时候，就必须认为消极企图的优越性已经丧失，于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一原来被抑制、但并没有被排斥的企图就又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敌人如果确实要求战斗，我们就无法拒绝。因此，必须肯定对方不会进行战斗，或者在战斗中对方一定会失败时，我们才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其他种种方法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以后才能弄清楚。当然，只能逐渐弄清楚。在这里我们只一般地承认，使用其他种种方法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概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当政治目的小，动机弱，紧张程度不高时，慎重的统帅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娟和的目的。如果他的打算既有充分的根据，又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就没有权利责难他。但是，我们还必须提醒他要经常记住，他走的是曲折的小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战神的突然袭击，他必须始终注视着敌人，以免敌人一旦操起和利剑，自己却只能用装饰的佩剑去应战。

　　关于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战争中怎样发生作用，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时远时近地离开它原来的严格概念摆来摆去，但又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所有这一切结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且在以后研究各个论题时必须一再联想到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特殊意义，不至于经常不断地跟现实发生极大的矛盾，更不至于自相矛盾。

- 作者： twlq382893073 2007年01月5日, 星期五 15:21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战争论

　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定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它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须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第二种相互作用）

五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在现实中的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

七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务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

　　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

　　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①,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敌人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

十二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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